Kros Dai’ Blog No excuse, no panic

金文明　　潘文龙摄



　　□本报驻沪记者　王寅

　　余秋雨始终是一个风云人物，余秋雨三个字也始终是热门的关键词。在中国当代文化界，还没有一个人像余秋雨那样获得过如此毁誉参半的评价。日前，余秋雨再次成为新闻人物，一本22万字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引爆了余秋雨散文中126处文史差错。与以往对余秋雨的指责和批评不同的是，《石破天惊逗秋雨》是第一本全面梳理和考辨余秋雨散文中文史内容的专著。《石破天惊逗秋雨》从“人物史事考辨”、“时、地、书、名考辨”、“职官旧制考辨”和“文词音韵考辨”四个方面，“运用可靠的文献资料，对他的差错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考证和辩驳”（作者语）。


　　在作者金文明指出的差错中，唐代的道士吕洞宾被余秋雨当成道家始祖；为了配合岳麓书院建院800周年，宋代哲学家朱熹无端地少活了一年，他去世的时间从1200年变成1199年；金圣叹因为清朝顺治皇帝赞赏的话而感激涕零被写成为大明的灭亡而痛哭；1802年出生的法国作家雨果参加了1789－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1883年去世的法国画家马奈神奇地活到了20世纪……
　　2003年6月14日，《济南日报》刊登了《一本余秋雨惹出的书———访〈石破天惊逗秋雨〉作者金文明》。该报编辑还约请作者金文明对书中涉及的差错进行整理和摘要说明，尽管金文明对于这样学术含量很低的正误对比法表示过质疑，但是拗不过编辑的盛情，整理了40个差错及简要辨正，同时刊载于当天的《济南日报》。其体例如下：“三危山前发生过舜和三苗的大战吗？辨正：三危山在古代中国的西北，而三苗是南方两湖地区的小国，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战争。”
　　6月19日，《深圳商报》刊登了对金文明的访谈《纠正余秋雨散文的126处差错》，《余秋雨散文中的40个差错》也同时见于该报。
　　6月25日，《深圳商报》刊出专访《余秋雨谈所谓“126处差错”》。余秋雨回应金文明的“咬嚼”说：“他给全国读者开了一个大玩笑。”并表示“干脆借他的这本书写一本书，每一页的三分之一是他这本书的原文，三分之二是我对他的学术纠正”。
　　6月23日和6月30日，《新民周刊》连续两期刊登了《“逗咬”余秋雨———“拷掠者”金文明访谈》和《再访金文明》。
　　当事双方针锋相对、各执一词，在接受采访时的用词和语气均较为激烈。但是，导致这场笔战的平地而起的，并不是金文明的整部著作，而是一篇几千字的短文；余秋雨的回应所依据的也仅仅是一份并不完整的剪报。某些记者在采访时有失水准的提问（如把金文明质疑的《康熙词典》错当成《康熙字典》），加重了误解，不仅使问题显得颇为滑稽，同时也引起当事人更强烈的反应。交战双方对媒体都说了一些与学术探讨无关的过头话。余秋雨又一次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尽管这并非他的本意。
　　而此时，这本引起一场论战的专著还没有开始在书店销售。
　　6月28日，本报记者在该书作者的寓所见到了68岁的金文明。
　　金文明的书房堆满了书，在他家的客厅和其他的房间里也见缝插针地做了书架。金家的藏书共计2.5万册，金文明因此获得1996年上海十大藏书家的称号，这个来自民间的荣誉头衔也被金文明印在自己的名片上。
　　穿行在书堆缝隙之间的金文明，这一辈子吃的是语词的饭，他曾经参与《辞海》编纂，担任过《汉语大词典》编委、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总编辑，1996年退休后被聘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咬文嚼字》月刊编委。金文明有两大爱好：编词典和捉语言文字上的错误。编词典一直编到退休还没有罢手。而捉错至今，金文明已经写了180余篇咬嚼的文章，被他“咬”的作家有钱锺书、李国文、邵燕祥、董桥等人。
　　金文明给余秋雨捉错的想法五六年前就有了，开始时没有想到成书。第一篇关于“致仕”发表于1999年第二期《咬文嚼字》。“这个词一错，他的古文功底一下子露了出来。写这篇文章就是提醒他一下。”此后，关于余秋雨的文章前后共发表了8篇。
　　促使金文明进行全面提醒的还是余秋雨自己。在一封回答读者批评的来信中，余秋雨这样写道：“我认为，年轻人热爱文史知识不错，但是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没必要过度地沉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辨的古代文史细节间。因为这样做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
　　余秋雨的“拒谏”让金文明“愤慨之极”。
　　一天，一个朋友告诉金文明的一件事，让金文明的神色更加凝重起来。余秋雨有不少散文作品收入中学和大学的教材和课外阅读读本。上海大学出版社《余秋雨〈文化苦旅〉导读》收入了《道士塔》。文中在注解中将余秋雨原文的甘肃学台“叶炽昌”改正为“叶昌炽”，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将此书拿来辅导学生，当说到“叶昌炽”时，没有想到麻烦来了，学生拿出正版的《文化苦旅》要求改正。老师吃不准了，只得说以原文为准。
　　据金文明统计，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重印多次，累计近五百余万册，但是最初版本上的错误始终没有改正。
　　此后，金文明十分注意余秋雨著作中文史方面的差错，发现问题，就记在卡片上，日积月累有了500张之多。
　　金文明手中的余秋雨著作全部都是新华书店买的正版图书。一本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的《山居笔记》，已经被翻阅得严重变形，书脊和书页几近脱落。在每一页上，都有金文明用红蓝铅笔画下的记号，红蓝铅笔所及之处大多为古代典籍中的人名、地名、年代、官职和诗文的引文。金文明说，这些都是可能存在疑问之处，而最后核实下来，没有问题的比例很低。
　　在一本笔记本上，记者还看到金文明自己动手编写的一份长达数页的王安石年谱简表，在这份年表上，有根据王安石的出生年月顺序排下的公元年份、年号，王安石的年龄，官职，以及当年王安石所在的地点。此外还有一份王安石主要诗歌作品的标题汇总，这些诗歌标题后面均标注着有《王安石集》和《王荆文公李壁注》的页码标注。对于每个需要查证的作家诗人，金文明都会如此去做一番案头工作。
　　金文明的严格和苛刻到了无以附加的地步，即使对自己也是这样。有一次金文明在《咬文嚼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其中涉及元朝修宋史的部分，他想当然地落笔为“作于元朝初年的宋史”。文章发表后，这一错误并没有人发现。在2002年11期的《咬文嚼字》上，金文明化名赵鸣成，发表了《元朝修宋史不在初年》，文章结尾写道：“古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希望这个教训能够引起作者的重视，那么，同样的差错以后就可以避免了。”
　　《石破天惊逗秋雨》未售先热，但是该书出版的过程却一波三折。2002年6月，金文明应上海一家出版社之约，开始撰写《石破天惊逗秋雨》。花了3个月写完全书以后，金文明却被告知此书的出版计划已被取消。
　　此后，金文明先后与8家出版社联系。但是，在看完书稿后，出版社都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其中不乏出版社提出这样的建议：如果能够请余秋雨为之写序，我们愿意出版。
　　直到今年6月，《石破天惊逗秋雨》才由山西书海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该书的台湾版权也已售出。
　　在采访金文明之后，本报记者与余秋雨在上海的助手金克林取得联络，提出采访余秋雨本人的要求。金克林和余秋雨交换意见之后的反馈是：余先生将不再就此事接受媒体的采访。余先生该说的话已经都说了，再说就很无聊了。
　　据最新消息，余秋雨《道士塔》收入新编高中语文必修课本第三册，“叶炽昌”已改为“叶昌炽”。《老屋窗口》收入高中语文自读课本第一册；《信客》收入新课标八年级上册。

　　我不是为余秋雨写的
　　我没有想到的是余先生这么急地出来，你至少要看一看我的书吧。看了书，你再驳也来得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没有耐心等我的书出来。他看了我的书，很多话就说不出口了。当然我可能也有漏洞，抓住我的漏洞来攻，也不晚嘛。虚心去听，人家会更敬爱你。居高临下，不会增加你的力量。
　　我们就说“致仕”这个词。胡适的定义是死文字的和活文字的不能混淆起来，死的文字有一部分在人们实际的语言实践中会活起来，但不可能所有的死文字都活过来。有的死了，不过是现代我们语言中不再用，只是在谈到古代的时候还会用。余秋雨先生正是在谈到古代科举制度的时候用，那么，就应该按照古代的意思去用。你用错了，还用什么活文字来胡扯。这一看就知道是在诡辩。你借用古代词语，要看看人家能否接受，要是人家接受了，慢慢约定俗成了，你的用法就得到承认了。“致仕”就是辞官的意思，从来没有获得官职的意思，在你余秋雨先生当作获得官职来用了之后，再也没有见一个人用过，这就是空前绝后。这也叫死文字复活吗？
　　比这个更厉害还有。王安石有一首诗《代陈景元书于太一宫道院壁》，诗曰：“官身有吏责，触事遇嫌猜。野性岂堪此，庐山归去来。”余先生在《寂寞天柱山》中，为了证明李白、苏轼、王安石都和天柱山（古代称为潜山）有关系，不惜把王安石诗中的“庐山”，改成“潜山”。这是蓄意篡改！学者这样搞，你在学术界就不要想混下去了。篡改古人的诗文这样的事情搞一次，就要身败名裂，这种做法比小偷还丑！
　　余先生是一个喜欢创新求异的人。他会把“愤世嫉俗”写成“愤俗嫉世”，看得懂，但是很别扭。“纷至沓来”偏要写成“纷来沓至”。“芬芳”写成“芳芬”，古代没有这样写的。他喜欢用“一个词汇”，词汇是一个整体，是所有词的结合体，只能说“一个词”。这就好像人只能说“一个人”，不能说“一个人类”的道理一样。这种错误琳琅满目，一般学生看不出来。一个中学语文教师说，我们看到他最头疼了，我们和学生讲规范化，他跟你乱来。大家都去学，将会出现怎样的混乱局面？规范化的努力全部白费了。
　　余秋雨先生说我已从“咬文”发展到“咬人”，还要咬到毛孔。既然这样，我就要咬到他的骨髓和灵魂。我坦诚地宣布，我会咬到底的，我不单单是咬余秋雨先生一个人。任何人的文史差错我都不会放过。保护老祖宗的遗产，我当仁不让，在这一点上，我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这本书不是为余秋雨先生写的，而是为广大秋雨散文迷写的，是为莘莘学子写的。他的文章中的差错的负面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都会来做。在我之前，有人做过，但是更多的人没有做，如果有学者就他们熟悉的方面来写，会比我写得更精彩，更出色。别人没有时间，我来做！我不吃这个苦，谁来吃这个苦。
　　说我靠批判名人暴得大名。我已经68岁了，我还要什么名？我选择的事业就和出名无关。欧洲有一个学者说过：如果一个人被判处了死刑，不要处死他，可以让他去编词典。编词典是一个苦不堪言的事情，没有名利可图。
　　余秋雨先生聪明、文思敏捷，文章写得好是事实。写亲情、友情、写现代的那些文章都非常好。即使是和历史有关的文章，比如《一个王朝的背影》就非常好。但是我不能看他写其他题材的文章，看他文章中有这么多的错误，我感觉到这个人既可爱又有点可憎。必须承认余秋雨先生涉猎甚广，这些典籍史料，即使走马跑一遍，也要不少时间。上下古今，就一般的知识分子来讲，很不容易。但是他的古文基本功太差，很多事情是不能胜任的，而他偏要这么做。
　　希望余秋雨先生冷静下来看了书，我说得不对的地方，指出来，我道歉都行。今后，余秋雨先生的文章还是要看的，我也希望以后余秋雨先生的文章，咬不出东西来，这样我会为他感到高兴。

　　■背景
　　非现场的辩论赛

　　“致仕”能理解为“获得官职”吗？
　　辨正：不能。“致仕”指古代官员年老退休，把它理解为“获得官职”是错误的。
　　余秋雨：金文明说，“致仕”是指退休，据说他为这“常识”还去查了《词典》。其实不必查，我可以当面告诉他形成这个含义的曲折原因：从两千多年前的儒学典籍起确实有把退休说成“致仕”的，因为在“致”字的很多含义中，有一个接近于“归还”；一个人归还官职、禄位给君王，那就是退休。但这是早已不用的古语，而“致”字的常见含义是达到、给予。我并不是在文章中讲解某个古代术语，而是在用现代话语写现代散文，因此必须服从现代规则，岂能将退休说成是把什么“归还给君王”。古词变义，比比皆是。在现代写作中，虽是一些同样的字，却完全可以不去考虑它们的古义。例如我们今天写“行走于大野荒原之间”，不必考究在古代经典中“大野”是指山东巨野县北的湖泽。这个问题，胡适之先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就有不少主张和实践，清楚地划分了“死文字”和“活文字”的区别，建议金先生去认真读一读。
　　金文明：诡辩是余先生一贯使用的手法。他在“致仕”一词上所作的诡辩，让他在世人面前进一步出尽了洋相。余秋雨《山居笔记·十万进士》文中的原话是：“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很明显，余秋雨在这里是把“致仕”当作“获得官职”来用了。“致仕”自古以来就只有“辞官”一个意思。
　　余秋雨谈的是古代科举的话题，用得到去创造新义吗？所谓“新义”不是哪个人可以自说自话凭空创造的。它必须能为人们所接受，并在语言的实践中逐步推广，约定俗成。词义具有凝固性与整合性。“致仕”这个词的意思并不是“致”和“仕”两个字意义的简单相加。不能因为“致”的常用含义有“达到、给予”的意思，就可以把“进入仕途”的意思强加给“致仕”。这是语言学的常识。
　　胡适先生谈论的“死文字和活文字”问题，是针对新文学创作而言的。某些死去的旧词经过改造，赋予新的意义，可以让它复活，但必须符合现代语言发展的规律，并不意味着让他个人随心所欲地乱说乱用。
　　明初的江南首富沈万三生前有沈厅吗？
　　辨正：没有。沈厅是沈万三的后代在清乾隆年间建造的。
　　余秋雨：我现在手边正好有一本文汇出版社出的《余秋雨简要读本》，关于这一段是这样写的：“这个码头属于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现在叫做‘沈厅’，据说与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和他的后代有关”。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那篇文章初稿时我对沈厅的建造时间尚未研究清楚，表述上有点模糊，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快就写清楚了。金文明利用我研究出来的成果，去反“咬”我初稿中的模糊，这种做法有点戏弄读者。其实，我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研究确定沈万山生前在周庄居住的准确地点。一旦研究出来，金文明又会立即拿过去，宣布以前世间谈到过这个问题的一千篇文章出了一千个“差错”！
　　金文明：他什么时写初稿我不清楚，但他在2003年3月《文化苦旅》最新版本中还是这样说的：“这个码头属于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现在叫做‘沈厅’，原是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的居所。”
　　“简要读本”把“据说与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的居所”一句，改为“据说与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和他的后代有关”。这种模棱两可的写法，活现出余秋雨捉襟见肘的无奈窘态和遮羞盖丑的良苦用心，哪里谈得上什么深入研究的最新成果，简直是一笔糊涂账！他还是坚持沈厅与“江南首富沈万山……有关”，这不是活见鬼吗？至于所谓“和他的后代有关”，也是羞羞答答的说法。沈厅就是后人建造的，怎么会仅仅是“有关”呢？所以，余秋雨说自己“很快就写清楚”了，应当把“清楚”二字改成“模糊”才对。
　　北宋隐士林和靖有没有妻子和小孩？
　　辨正：历史早有定论：林和靖“不娶，无子”。史称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余秋雨想推翻这个定论，但毫无根据。
　　余秋雨：又是老毛病，对于自己未曾见到的材料断言“毫无根据”、“纯属杜撰”。大家知道，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个叫林可山的人，自称是林和靖的七世孙。一个叫姜石帚的人因此作诗：“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儿孙？”这件事使得文化界一直有一批人认为林和靖有妻有子，当然，即使有妻也未曾举行过嫁娶仪式。我倒并不过于相信有关林可山的材料，但一直觉得能写出《长相思》的林和靖，必然有过深刻的恋情体验，那首词大家都能背诵。很多文化大师也偏向于这一观点，并非金文明所说的“毫无根据”。如果金文明真想涉猎一下这个问题，我可以给他开一点书目。
　　金文明：关于林和靖是否有妻有子的问题，我已在书中考得一清二楚。余先生提到的“林可山”，此人本名林洪，字龙发，号可山，是个文化骗子。他在《山家清供》中称林和靖为“吾翁”（就是“我父亲”的意思），而在他的另一部笔记《山家清事》中摇身一变，又成了林和靖的七世孙。对这个骗子的伎俩，当时的学者陈世崇、韦居安等早已有所揭发和讽刺。据查证，林洪生活在南宋末，而林和靖则为北宋前期人，两者相距200多年。这样荒唐的作伪行径，真让人笑掉了大牙。
　　余先生至今还在坚持“林和靖有妻有子”的观点，他的惟一依据，是林和靖写过一首《长相思》词，我把它抄在这里：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谁知离别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
　　你们能从这首词里找到林和靖有妻有子的证据吗？但我们的余先生就能，他只用“林和靖必然有过深刻的恋情体验”一句话，就把子虚乌有的事情变成了真实的历史。这就是余秋雨“大文化思考”的最本质的体现。有人说这是“鬼画符”，你们看像不像。
　　金圣叹是为哭大明灭亡而被杀的吗？
　　辨正：据史料记载，金圣叹曾对清朝顺治皇帝赞赏他的话感激涕零。他不可能为大明的灭亡而痛哭。
　　余秋雨：我的原文是：“真正能够导致亡国的远不是这些才子艺术家。你看大明亡后，唯有苏州才子金圣叹哭声震天，他因痛哭而被杀。”才子，当然不算“忠臣”。他又在歪曲我了。他自称“参与编纂”的《辞海》说金圣叹“入清后，以哭庙案被杀。”我和《辞海》，错在哪里？
　　金文明：读者根据他那段原文的逻辑，当然会得出一个结论：金圣叹因痛哭（大明的灭亡）而被杀；金圣叹是大明王朝的忠臣。但事实上是，“哭庙案”并不是哭大明王朝的，而是清初吴县诸生为了抗议贪赃枉法的县令而进行的“抗粮哭庙”。“庙”指的是文庙（即孔庙），而不是明朝皇帝的“宗庙”。余秋雨在这里恐怕是把“哭庙”当作“哭明”了吧。
　　《辞海》说金圣叹“以哭庙案被杀”，可以理解为“受哭庙案牵连而被杀”。根据当代学者的考证，金圣叹并没有参加聚众哭庙的行列，他是后来被牵连进去的。余秋雨对金圣叹的一生懵然无知，还要痴人说梦似的大谈什么“哭声震天”，实在是不应该的。
　　余秋雨：金文明这样的“咬嚼派”，究竟在“咬嚼”什么！乍一看连毛孔都“咬”到了，像是在做学问，其实对于稍稍大一点的文化学术课题都一片茫然。以为是“考据派遗风”，却连清代考据派大师王引之也不知道。“考据派”心中是有大文化的，“咬嚼派”没有。金文明先生这样的人既没有获得“考据派”的本事，又由于个人的种种文化限制，不懂得现代国际间的治学形态，可谓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成了我在《文化苦旅》里说过的专门卖弄典故的“夜航船文化”的末流。
　　我不知道所有心存良知的家长，读了金文明编制的“差错”和问答，还愿不愿意再让自己的子女去接近这样琐碎又狰狞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现在遇到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摆脱自己身上无数陈腐、无聊的包袱，重新寻找到秦汉雄魂、唐宋风范，激发起巨大的创造力，与国际接轨。但是，有太多的名堂阻碍着这次转型。（资料来源：楷体字部分摘自《济南日报》；余秋雨辩辞摘自《深圳商报》；金文明辩辞摘自东方网）

　　（9版、12版）
　　编者按：中国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首次出访备受瞩目，这长达11天紧锣密鼓的外事活动是中国新元首在国际社会集中体现个人特质的舞台，更是观察中国外交新“光谱”的“三棱镜”。

　　俄罗斯：胡锦涛初战告捷

　　□林　竹　发自俄罗斯莫斯科
　　5月31日晚上，亲眼目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所乘专机从圣彼得堡普尔科沃机场腾空而起，闪烁的信号灯慢慢遁入天幕之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一位自愿去送行的老教授回过头对记者说：“胡锦涛先生给我们留下了好印象：敬业、务实、朴素、友善……”
　　而此间俄罗斯舆论界普遍认为，在当前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首次出访第一站选择了俄罗斯，其指向是耐人寻味的。这从根本上表达出，面对美国力量独步世界的压力，俄罗斯在中国的外交图谱中，再次排到了第一队列。
　　普京的接风家宴
　　当地时间5月26日晚，莫斯科西郊新奥加廖沃总统别墅。
　　受俄总统普京夫妇的盛情邀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夫人刘永清从下榻的总统饭店出发，驱车来到莫斯科西郊普京的总统别墅进行拜访。
　　总统别墅掩在一片幽静的白桦林中。看到车队通过院门，普京手捧一束红黄相间的鲜花与夫人柳德米拉一起，站在别墅门前笑迎胡锦涛。
　　胡锦涛下车，这位普京总统的贵宾身着西装，却没系领带。身着便装的普京跨步上前，将鲜花献给胡锦涛夫人刘永清，与胡锦涛握手寒暄，神态一如老友。
　　现场有一个小型的记者招待会，普京向在场的记者们介绍：“这是两年来我与胡锦涛先生的第三次见面。我们彼此已经相当熟悉，并建立起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俄罗斯非常高兴地了解到，中国新一代领袖是一位经验十分丰富的政治家，并且对俄罗斯怀有深厚的友好感情。我和夫人很高兴今天能在家里接待我们的朋友。”
　　记者会后，普京和夫人柳德米拉带领胡锦涛夫妇参观了别墅，并举行了丰盛的家宴，为他们接风洗尘。出席晚宴的只有两国元首夫妇和翻译，宾主数人围坐桌边，与那种高朋满座、觥筹交错的国宴大异其趣。
　　当日，俄罗斯有媒体刊文评说：在领导人正式会谈开始之前，总统先邀请外国领导人进行家访，这在俄罗斯外交活动中相当罕见。
　　合作的重头戏在于能源
　　当地时间5月27日下午，克里姆林宫。
　　在等待新闻发布会的漫长过程中，记者同周围的俄罗斯同行们就双方首脑会谈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猜测。
　　《俄罗斯报》一位叫伊利奇的记者认为：“中国国家主席这次到俄罗斯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石油。普京去年在北京同贵国前主席江泽民签署的石油管道输送项目，因日本的介入和我国石油集团之间的激烈竞争而搁浅下来。”
　　下午4时左右，中俄两国元首经过3个多小时的会谈后，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随后，两国元首出面会见在此等候的各国记者。为了验证这一推测是否正确，新闻发布会一开始，就有记者向普京总统提出了这个问题。
　　普京对此并不讳言，他说：“俄中两国在这一方面可以相互帮忙。”
　　在回答“双方是否就石油管道工程签署合同”的问题时，普京强调说：“石油管道如何兴建以及按照哪一条线路兴建的问题，应该由双方的专家们来决定。俄罗斯政府愿意推动这些项目尽快得到落实。但在任何情况下，俄罗斯对开拓中国市场都十分感兴趣。为此，俄罗斯将在去年的基础上有计划进一步增加对中国的原油出口量。”
　　此外，普京指出，俄中在核能领域也有相当良好的合作前景，在热电站、水电站等项目上有好的合作经验，俄方愿意推进这些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发展。
　　对于访俄的顺利进展，胡锦涛指出：“虽然访问还没有结束，但我感到，这次访问是成功的。”

　　大学演讲
　　当地时间28日上午，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这里发表演讲，演讲题目为《世代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繁荣》。在这场演讲中，胡锦涛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五项主张。并认为中俄关系又到了一个良好的历史机遇时期。
　　演讲之后有短暂的提问时间。当听到俄方师生用一口流利而标准的汉语向自己提问时，胡锦涛优雅地为对方鼓掌。当被问到“您对中俄两国青年有何期望”时，胡锦涛显然被触动了感情，他答道：“80年代初期，我曾经做过青年工作。因此，我对青年人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演讲结束后，现场的师生意犹未尽，纷纷聚在一起兴奋地谈论。记者混在其中四处收集这些俄罗斯年轻人对中国新领导人的印象。
　　听到有同学比较起两国元首来，站在一旁的玛琴柯教授插进来向记者表达自己的观点：“都说普京总统很务实，很敬业。依我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同样如此。您看，他于26日下午一走下飞机，就开始了工作，在机场发表即兴讲话，昨天（27日）上午向无名烈士墓献花后，接着马上又去胜利广场参观卫国战争博物馆。中午，在克里姆林宫的宴请一结束，就迫不及待地同普京总统展开了全面的会谈。简直连一点空隙时间都没有。他这种务实和敬业的精神，肯定会博得我国元首的好感，因为我们的普京总统也是这样的人，这样双方在许多具体事情上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会谈起来必然轻松自如，一帆风顺……”
　　对宇航技术感兴趣的国家元首
　　当地时间5月28日下午，俄罗斯赫鲁尼切夫宇航科研生产中心。
　　位于莫斯科市区的俄罗斯赫鲁尼切夫宇航科研生产中心是俄罗斯航天工业领域的领头企业。
　　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夫人刘永清来到该中心，第一个参观项目是第一总装车间———宇宙飞船车间。在俄航天局局长尤·科普捷夫和中心总经理阿·梅德韦杰夫的陪同下，胡锦涛走进庞大的“和平”号空间站实体模型，并且颇有兴致地不断发问。一位陪同的专家后来对记者说，这次算是遇到了一位对宇航技术格外感兴趣的国家元首。
　　在参观第二总装车间——运载火箭车间时，梅德韦杰夫向胡锦涛重点展示了“质子”号、“安加拉”号运载火箭和“贝加尔”号航天运输器。梅德韦杰夫告诉胡锦涛说：“就是凭借这些运载工具，俄罗斯的宇宙飞船一次次飞向了太空。宇航员们乘坐这些运载工具在太空和地球之间安全地往返穿行。”
　　一位俄罗斯专家听说中国“神州”号载人飞船将在今年秋天飞上太空时，特意在胡锦涛面前伸出了大拇指。他对记者说：“衷心祝贺中国即将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发射载人飞船走向宇宙的国家。”
　　上海合作组织的圆桌会
　　当地时间5月29日上午，克里姆林宫，亚历山大厅。
　　东道国俄罗斯总统普京、轮值主席国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围坐在一张巨大的圆桌边，正在举行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第三次峰会。六国元首共同签署了《莫斯科宣言》。
　　宣言认为：“非法贩卖毒品、麻醉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问题已日益构成严重威胁，在很大程度上，这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在联合国领导下，六国应采取果断有效的应对措施，在本地区内切断国际恐怖主义财源。”
　　令人瞩目的是，《莫斯科宣言》中对于原本只承载安全合作功能的上海合作组织赋予了更多的合作内容，“上海合作组织旨在通过共同努力，全面发展六国伙伴关系，开展政治、经贸等领域合作，以应对新的威胁和挑战。”要“加快已开始的关于制定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的谈判进程。根据2001年9月14日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备忘录，完成《上海合作组织长期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的制定工作”。
　　宣言一公布，一位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马上分析说：“从上海合作组织开始重视反恐与经济两手抓来看，该组织将全面演变成为国际社会的一股强大组合力量。俄罗斯和中国将在这一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并在地区安全和经济利益方面得利于这一平台。”
　　提醒小泉
　　当地时间5月31日上午，圣彼得堡。
　　俄罗斯有观察家在此间分析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圆满完成对莫斯科的国事访问之后，于30日上午乘专机飞抵圣彼得堡。他是受总统普京的邀请，来参加圣彼得堡建市300周年盛会的，同时也是接受普京的建议，来与小泉会晤的。”
　　由于日本政府在这两年来不断以事实引发中日两国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摩擦，导致中日关系一度坠入低谷，日本的外交也受此影响出现难局。小泉多次试图通过访华来缓和矛盾，但都被中国政府婉拒。今年5月初，借日本三执政党干事长访华的机会，小泉捎给胡锦涛一封信，表示希望在圣彼得堡建市300周年的庆典上跟胡锦涛会晤。为此，小泉还特意拜托普京妥为撮合安排。有分析指出：圣彼得堡会晤只是第一步，小泉想借此先弄清胡锦涛对中日恢复关系的态度，下一步则好在埃维昂峰会上作进一步周旋……
　　不过，胡锦涛和小泉的圣彼得堡会谈，双方是在一派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气度中进行的。
　　一开始，胡锦涛首先感谢日本在中国防治SARS方面所提供的对策援助，继而就日本非常关注的朝核问题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当最终双方谈到核心的中日关系问题时，胡锦涛依然还是选择了“以史为鉴”这四个字，着重告诫对方要慎重处理好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不过胡锦涛同时也指出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双方应以此为契机发展中日关系，因而，在“以史为鉴”的后面，胡锦涛还意味深长地增添了“面向未来，着眼长远、筹谋大局”的12字期许。

　　图：
　　胡锦涛给俄罗斯留下了一个敬业、务实、朴素、友善的好印象

　　

　　□本报驻沪记者　王丰

　　周正毅崛起于闾巷之间，深通人弃我取之道，长袖善舞，在频繁往返于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之间获利，人称“上海首富”。但人算不如天算，在一些没有算计到的阴沟里，周正毅屋漏偏逢连阴雨，令人有“当世胡雪岩”之叹

　　多米诺骨牌在一周内倒下了
　　5月28日，“上海首富”周正毅旗下香港两家上市公司突然暴跌：上海地产（1104）至6月1日跌去40％；上海商贸（0067）跌20.97％，自6月2日起均遭停牌。
　　5月29日，上海地产紧急辟谣称，公司主席周正毅正在上海处理日常事务，公司目前持有16亿港元现金，现金流宽裕。
　　上海地产的声明并没有挡住事态进一步恶化。
　　5月31日，上海汉口路、四川路口———兴力浦金融大厦停工。
　　6月1日上午，正在扫尾的上海市古北路1000号（东方伦敦广场）停工，一位正欲退出工地的工人好心地说：“你要买，要小心。”而售楼工作员却说，现在可以买，只要首付5万元订金。
　　6月1日下午，黄河路127号阿毛炖品歇业，门上贴着两张醒目的白纸：本店出租、出兑。
　　兴力浦金融大厦和东方伦敦广场项目是周氏旗下公司在建的金牛项目，前者由海鸟发展提纲操作，后者刚于4月份注入上海地产（1024）。而阿毛炖品正是周正毅发迹之地。
　　6月2日，国内A股市场，徐工科技（0425）开盘不久即撞跌停板，此后两日继续下跌。据透露，周氏手中屯积着该股70％至90％的流通股。
　　6月3日，周氏旗下两家国内A股上市公司之一———海鸟发展（600634）的股价居于上证所跌幅前列。
　　同日，上海市政府首次证实周正毅正被调查，并声明，周正毅的问题不是上海查办的，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由于事件严重，中央纪律委员会已临时成立工作组，并在上月南下上海，调查“只是刚刚开始”，暗示案件非常复杂，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


　　倾囊投资股市，获利数亿
　　周正毅，43岁，上海人，早年开过点心店、服装店、KTV歌厅。1980年代后期去日本国淘金，1994年回国与妻子毛玉萍在南京路附近的黄河路上，合力开设了“阿毛炖品”饭店。
　　现在，仅百米长的黄河路，聚集着50多家饭馆，成为上海著名的饮食街，这条街从1995年起不但风头出尽，而且将此前最具盛名的饮食街乍浦路的风光抢了过来，阿毛炖品正是其中的佼佼者，周氏发迹奠基于此。
　　周正毅曾经对外界说，那些年阿毛炖品的年利润可达1000万元，同业对此基本认可，认为“绝非虚言”，而且“直到目前（停业前），阿毛炖品仍给他带来一年几百万元的利润”。
　　不过，周正毅没有把脚停在黄河路，1995年，趁着国企职工股上市流通的高峰期，周正毅“倾囊投资，获利数亿”。
　　“当时很多国企排队上市，我们就用个体户名义，开始收职工股，应该有五六十间，多到我都记不起。那时员工通常要现金不要股票，全部卖给我们，等到一上市，就由几元升到几十元。”
　　从1994年至1997年，是周氏家族完成第一桶金的时期。以阿毛炖品为基础，“低价买进别人不要的东西，再等时机高价卖出”的投机思路，在周正毅的头脑中与日俱增的强化，直到1997年后，这种思路的正确性达到峰值。

　　打造长袖，然后善舞
　　1997年10月，周正毅创办上海农凯发展集团公司。1997－2001年，是周正毅春风得意的时期，“上海首富”之名也自此传出。
　　此间综观周氏之财富脉络，主要贯穿着两条线：一、在香港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成功捞底；二、在上海一口气收下4家贸易公司（上海华亭进出口公司、上海机械进出口公司、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上海远东进出口公司），结果是，一方面为政府解了忧，另一方面，有了上海华亭这个运作电解铜的进口贸易平台。
　　农凯集团成立之后，“周氏夫妇就一头扎进了香港股市”。他们大量购买了长江实业、和记黄埔等蓝筹股，不久股市强劲反弹，周氏夫妇以获利数亿港币了结。
　　不过，如果仔细推敲，上述令人扼腕的业绩就会引出诸如此类的问题：周氏投入香港股市的大量资金从哪里来？又是如何出去的？
　　对此，周氏从未作出过解释，不过，知情人士给出的答案却非常简单：通过电解铜进口贸易，以对外开立信用证的方式获取美元融资。
　　农凯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拥有固定交易席位，参与电解铜的期货交易，而华亭进出口公司则直接做电解铜的进口贸易。
　　在国内进行交易的期货品种中，由于铜的国内用量有大量缺口，年年需要进口，因此没有配额限制，金属铜的开放程度也最高，没有保护价，进而可以说，国内铜的基础价是与国际接轨的。
　　农凯的操作方式是跨两个市场（伦敦期货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进行套价。伦敦市场买进，然后可进行两种选择：在上海期交所市场卖出，赚差价；或者直接交给华亭公司进口。后者的功能在于锁定价格，从而规避进口交易的在途价格波动风险（套期保值）。
　　上海某银行的资料显示，“农凯集团母公司以经营电解铜贸易、房地产经营为主，近年来利润在1亿元左右，其中电解铜贸易利润占60％，房产租金收入占20％，投资收益占20％。”
　　也就是说，电解铜贸易可以为农凯每年带来7000万元的利润。上海中期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的一位分析员说：“如果单纯以套期保值的方式做进口电解铜贸易，7000万元利润很难想象。”而在农凯披露的上述财务数据中，显然将贸易利润与投资收益分立出来，农凯为什么要将铜的贸易量做得这么大呢？
　　目前在上海市场，一般做铜贸易的公司一吨只有10元左右的利润，而6月2日，上海长江金融交易市场的铜价是17480元至17560元／吨———可见其占有资金巨大。
　　记者在期货圈内了解到，在2003年以前，农凯最多时月进口量达1万吨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该人士说。
　　做大进口量有两个目的：把贸易量做大，减少在途铜价波动风险；另外，就是信用证融资，远期信用证结算总有一个时间差，贸易量大，信用证额度就大，在前一笔信用证资金结算日和下笔信用证开出之前，就起到了融得巨额外汇的功能。
　　至此，周氏在香港股市操作的资金来源，有了合乎逻辑的想象空间。
　　此外，除了香港股市及铜贸易这两条造富线索之外，上海地产行情在1999年之后的高歌猛进，又令周氏左右逢源。
　　其中，周正毅的得力之作是兴业大厦项目、兴力浦金融大厦项目以及东方伦敦广场项目。
　　按照“人弃我取”的一贯思路，同样在1997年，周正毅看中正处于低潮的上海房地产大有赚头，以每平方米6000多元的价格收购了江宁路上的“烂尾工程”兴业大厦，增资1亿元完工并装修，至目前，该楼宇市价已达5亿元。
　　另一个他经常提及的手笔则是，2001年周以每平方米4100元的价格收购了古北新区的“烂尾楼”伦敦广场，同样追加1个亿完工，目前的售价达18000元／平米。
　　至于对兴力浦金融大厦的操作，一方面是对其先前的投机眼光的再次确认，更重要的是，在令人激发出空前想象空间的上海地产市场的背景下，周正毅开始了真正的资本游戏：并购上市公司－注入体内房产项目－融资－建设并进行更大的扩张。
　　兴力浦金融大厦所在地块，原属兴业银行产权，1996前后，人民银行不许商业银行介入地产，农凯趁势介入：上海爱普乐珠宝贸易公司出资股比51％（由农凯控股80％）、兴业银行，黄浦区政府下属公司合资成立上海兴力浦公司。
　　然后，1999年上海兴力浦房产公司全部股权以5.18亿元转让给上海爱普乐钟表珠宝贸易公司和上海农凯。
　　2001年11月19日，海鸟发展发布公告，海鸟发展与上海兴力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兴力浦金融大厦。
　　上海海鸟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2001年12月30日召开四届五次董事会，通过了决议：同意向福建兴业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人民币3亿元的3年期以内的中（长）期借款，用于与上海兴力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兴力浦金融大厦。
　　说到这里，有必要回望一下海鸟发展的由来。
　　1993年上市的“海鸟电子”，当时主营业务是生产光盘，效益不佳。2000年，上海东宏实业投资公司受让原大股东上海华成无线电厂26％的“海鸟电子”股权，东宏法定代表人是唐海根，同时成为更名之后的“海鸟发展”的法定代表人。
　　海鸟发展陆续将电子业资产剥离给东宏实业，同时，海鸟发展以5000万元的溢价，收购上海中盛房地产公司90％的股权。
　　为何选择收购上海中盛呢？原中盛房产的大股东是一家叫“华信投资”的公司，其大股东是一家名叫“兴力浦房地产”的公司，“兴力浦”又持有“东宏实业”84.38％的股份，也就是说，海鸟的实际控制者与其收购的中盛房产的实际控制者是同一家公司“兴力浦房产”。至于这个神秘的“兴力浦”，则是由周正毅旗下的“上海农凯联合投资公司”与上文提及过的“爱普乐珠宝贸易公司”联合组成，“爱普乐”里掌握着41％股份的唐海根则正是新海鸟的法定代表人。
　　由于以较高的溢价收购了中盛房产，导致海鸟发展2002年中报里的“投资收益”为亏损195万元，但是中盛房产旗下的优质房产资源却也终究给海鸟带来了不菲回报。除了中山公寓，还有未来的兴力浦金融大厦，以及在南汇购入的大片土地，正等待全面开发。
　　由于有了这些业绩的支撑，海鸟发展拟在2002年底配股，价格在6至11元之间。一位证券分析师评价说，海鸟这一连串的动作，使得农凯旗下的房地产项目有了一个题材很多的融资渠道，也使得母公司的套现可能性增大。
　　周本人曾表示，海鸟现在才3000多万股，以后扩张到3亿股，每股的价格也不会低于六七元的。
　　周对海鸟电子收购完成之后，又迅速完成了对英雄股份的收购，并如法炮制：“闪电收购上市公司，再由上市公司反收购大股东资产，转型重组，出台利好，等待配股”。
　　自那时到现在，周正毅戴上“上海首富”光环一年有余，“申博”、“市政建设”、“浦江开发”、“国际金融中心”等概念相继而来，使上海地产市场热风灼面。因此，上海首富迫切需要更大盘子的上市公司，而且这个上市公司应该能够随时融资，以补上海房产之资金缺口。
　　周正毅顺理成章的选择是再次杀向香港股市。

　　香港刀刃上的舞蹈
　　之所以将2002年作为周正毅创富生涯的又一个分野点，缘于在这之后，周的财富脉络明显改变为“两手抓”———一手在上海狂吃地皮、大手笔投资，另一手则干净利落地将香港两家上市公司收入囊中，动用资金量较前段何止十倍！
　　2002年初，在《福布斯》榜公布排位，把他列在第94位时，他就曾很不屑地说：“不止这么少！我家族总资产近150亿元人民币，每年营业额达40多亿元。我投资了一些公路项目，数十亿元。我数年前买入的伦敦广场，当时每平方米不过4100元，现在市价已值2万元一平方米，利润达5个亿……这个项目我真的赚很多钱，有一点不好意思。最新购入的静安地皮，总销售面积约63万平方米，总投资约50亿。”
　　进入2002年，周正毅再次掀起香港市场上的“金融风暴”，先后在1月和5月收购了两家香港上市公司，香港媒体对此的评价则褒贬不一，有人称“周终于从娱乐版富豪变成了财经版富豪”。
　　周正毅向“盈荣集团”（1104HK）原大股东“凤麟”收购74％的股权，股票名称也改为“上海商贸”。
　　2002年5月初，周正毅通过中银国际融资20亿元港币，宣布斥资15亿港元，从李嘉诚旗下的和黄以及爱立信等公司手中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建联通。根据建联通公告，周正毅购入公司的59.98％股份。
　　最终，周在上海地产及上海商贸的持股量分别为75％及63.18％。
　　周正毅入主建联通后，将公司名称改为上海地产，并动用22亿元现金开始大肆收购上海的房地产项目。“起初只是在市场上收购，但其后开始收购大股东周正毅本人的资产，金额也愈来愈大。”上述财务顾问说。
　　去年4月，周正毅还宣布以7亿元收购周正毅私人资产上海东方伦敦伯爵豪园。
　　在进行上述操作的同时，在上海一线，周狂吃着地皮。主要包括四大地块分别是：紧靠南浦大桥的董家渡地块建筑面积40万平方米，打浦桥地块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静安地块建筑面积80万平方米和普陀长风地块的200公顷土地。凡此种种，皆在2002年年底之前完成。
　　其中，尤以静安区地块———上海最大旧区改造工程———最为显目，周称，准备投资50亿元发展高档住宅。

　　“上海首富”能够卷土重来吗
　　所有这些项目，都需要钱往里面堆。但似乎所有的坏消息约好一起向周氏压过来。
　　近日，上海市有关部门下发规定，地产商购买地块必须一次性全额付款。以前则是分期付款，地产商可以先缴付小比例地款，实行滚动开发，比如分为三期建设，然后用一期收回的投资分期付款。
　　吃下大量土地的很多地产商资金链因此断掉，周氏恐怕难以例外，《金融时报》的报道称，周正毅在上海有6个发展项目，最少有一个大型发展项目没有支付任何发展及土地使用权的费用。
　　紧接着的是高档楼价下跌。上海古北路1000号的“东方伦敦伯爵豪园”，售价每平方米为2500美元至2700美元，共176套单元，从去年11月在港开盘，售楼处一位工作人员说：现已售出30％，“太贵，不好卖”。
　　其次是铜期货从每吨50美元涨至100美元，抬高升水，风险大增。就连周氏一向引以为豪的炒手之能，也遇到大麻烦：“你信吗？周在0425身上亏损了很多钱，将数以亿计，做了四五年，有老鼠仓”，一位圈内人士透露，“另外的原因是，周氏手里握的全是流通股，毕竟只占少数，而大股东方面并不买周的账，不配合他”。
　　在种种压力下，周正毅出面指责上海楼市泡沫论，“上海楼市并没有出现泡沫现象，目前，上海楼市仍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
　　2002年10月，针对外界传言农凯集团有意收购由正大集团发展的上海正大广场一事，他表示，并没有收购该项目。
　　“发生在2002年9月份的‘上海首富收购正大广场事件’，回头来看，酷似周氏策划的一次自我炒作”，一位业内人士分析。
　　其时有报道说，接近周正毅的人士称，按照谈判框架，周将调动5亿美元全面接手帝泰持有的正大广场股权。其中2亿美元自筹，其余部分将通过福建兴业银行（周为该行第三大股东）以及其他两家国内商业银行贷款筹措。帝泰方面接受按每平米2000美元的价格进行交易，按照周的评估，该项目基本没有溢价。
　　“谣言内容非常符合逻辑，其实，是周的资金链吃紧的信号，目的是让贷款行们相信：上海首富仍是上海首富”。
　　对于事情的真相，本报后来与正大集团副总裁李绍祝一次接触中，得到证实，李说：“农凯只是打过一次电话，表示愿意收购，正大方面当即给予否定，不知道媒体报道得为何如此有理有据”。
　　周为什么要自我炒作呢？原因很简单，“强化头上的上海首富的头衔，在身上堆积更多的信用以取得银行信任”。
　　然后是直到2003年5月，周氏旗下的市中心4个大地块，仍然没有明显动工迹象，使各大贷款机构进一步提高了警觉。
　　当资金链绷得不能再紧的时候，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突然被调回北京，这根导火索，瞬间将周氏的信用脆化。据悉，周正毅事件最前端的导火线，是周氏在静安区的开发地块上马后，属下公司与受清拆影响的居民发生纠纷，居民因此向中央告发周正毅。
　　“5·28事件”发生之后，周正毅向公司董事会确认，于去年5月向一间财务机构取得银行贷款融资，以收购公司控股权益，而所取得之相当于公司全部已发行股本约75％的股份，其后已抵押予财务机构。
　　上海商贸则表示，公司控股股东周正毅已向公司董事会确认，他已将其持有的约75％股份中的44％一并押给一间证券公司，以取得贷款融资。
　　6月2日下午，在江宁路188号，海农凯总部所在地兴业大厦B座大堂内，陈列着5个楼盘模型，分别是静安国际社区、吴中路国际社区、众立广场，另一个没有具名。它们毕竟还只是模型，上海首富能够卷土重来吗？

　　我们的三峡我们的命运
　　一个移民城市的现实与未来

本报记者  王景春  摄

　　因水而生
　　看似柔软的江水，正以其无形的力量，悄然改变着历史，以及一些人，或事。
　　距新秭归县城37公里外的老城，临江是一片爆破后的废墟。除了砖头瓦砾，还剩下二十余栋二期水位135米以上的待拆楼房。
　　秭归县原建筑综合公司职工易珍法的家，就在离江边废墟最近的一栋楼房里。家境颇为宽裕的她，早在3公里外的新归州镇买了房子，然而却舍不得搬走，任由新房空着，仍旧住在这时常断水缺电的旧楼里。
　　易珍法说，她习惯了这儿的青石板路和湿漉漉的江风，直到政府下令三期搬迁，她才会离开。
　　“这几天我站在楼上，看江水一寸寸地涨，心里就一阵阵地痛。”
　　易珍法每天眺望江面的5楼，高度是142米。6月1日，三峡大坝下闸蓄水，15天后，江水就将在她家楼下荡漾。
　　2003年6月的第一天，不仅是三峡工程10年建设的一个新标杆，标示着人为调控长江的开始，同时也是一个城市历史的分界线：旧秭归随江水逝去，新秭归完成交替，死而重生。
　　“和很多老百姓一样，我的心情也很复杂。”5月31日下午，秭归县文化旅游局局长马尚朝坐在他宽敞明亮的新办公室里，向记者形容他这些天看大坝蓄水的感受。
　　“以前说移民，说新城建设，对三峡工程的认识，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直到亲眼看见江水漫过家园，那才刻骨铭心感受到，这次是与过去真正告别了。”马尚朝说，从25日开始，江边就聚满了看水的人。“偌大一个新县城，没去看过蓄水的人几乎没有了，一些残疾人，甚至拄着拐杖，摇着轮椅，也赶到江边。”
　　江水慢慢向上，一点点吞噬着沿江的绿地浅坡。看江的人们，心情可谓悲欣交集：一面是“高峡出平湖”的新景观，一面是故土家园的永恒告别。个中滋味，难以言表。
　　让秭归人不至于过分哀怨的，是他们身后那座拔地而起的新城。那是他们新的生活空间，寄托了他们新的希望和梦想。
　　巍然矗立，俯瞰长江，这座位于原茅坪镇山上的现代化新城，只有四岁的生命。和千年老归州相比，它的历史，不过是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尽管如此，新县城漂亮的楼房，宽敞的道路，颇富匠心的绿化，配套完善的公共设施，很快征服了人们的心。如果要问秭归人更喜欢老城还是新城，十个有九个的答案会是“新县城”。
　　务实的秭归人，很清楚地划分出别离的伤感情绪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界限。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郑家裕用数据和事例把新旧城做了一个简单对比：旧城的..8万人，挤在0.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全城没有一个花坛，街上没有一棵绿树。而投资近5亿建起来的新城，面积比旧城增长了6倍，为4.2平方公里，绿化覆盖率达36.8％，并因此获得建设部颁发的“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很多当地人都持这样的观点，三峡大坝的修建，成就了秭归的新生。
　　“尽管秭归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总的来看，回报大于损失。”秭归县委副书记周功彪表示，三峡工程建设对秭归县的经济拉动作用不容忽视。“1992年搬迁前，我们全县的人平纯收入不足700元；而到现在，人平纯收入已经达到1700多元。县里的财政收入，也从搬迁之前的4000多万，发展到现的1个多亿。”
　　他很肯定地总结：三峡工程使秭归提前了10到20年摆脱落后状况。

　　断奶之痛
　　江水改变的，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命运。
　　对吴兴菊来说，也许正是最艰难的时候。
　　5月31日，记者在新县城的屈原大道上见到她时，她正在太阳下挥汗如雨。两把大伞高高地支在她的饮料摊边，依然无法抵挡烈日的炙烤。
　　从早上5点到下午4点，吴兴菊在摊边已经呆了快12个小时。然而，这远远不够。她的工作时刻表上，开始时间是早上5点，结束时间是晚上11点。
　　她不得不这样做。
　　两个月前，吴兴菊的丈夫从广告工地的三角架上摔下来，粉碎性骨折，现在仍躺在家里休养。一家人的生活，都指望这个冷饮摊。
　　“夏天生意比冬天好，挣得多点的话，每月有四五百元收入，比在厂里干活强。”尽管遭遇不幸，但吴兴菊的声音里并没有太多沮丧。这位原橙汁厂的职工，1976年建厂时就进了厂，一干就是24年。然而，2000年4月30日，橙汁厂因资不抵债而破产。
　　据吴兴菊讲，和她同样命运的，不止是橙汁厂两百多名员工。整个秭归县，有1万多名职工是从全县126家国有企业出来的，他们的生计问题已经引起当地政府的高度关注。据悉，库区对口支援省江苏，成了秭归最大的投资者，县里十来家企业，几乎都来自江苏。
　　曾在县经贸委工作过的马尚朝，对过去的一段历史非常了解。
　　“有一件非常令我们痛苦的事情，就是三峡欲上不上，使库区失去了两次改革发展的机会。”马尚朝介绍说，三峡工程从1980年代初期就开始论证，在1984年左右形成讨论热潮，当时论证后的决议是，按156米高度来建坝。然而，就在国务院正要讨论之际，重庆市又提出一个方案，为使万吨船队直达上海，需要把水位提高到175米，之后就请专家继续论证。
　　“这期间，整个库区的建设就全部停止了，国家不拿钱，不允许建了，因为建了也可能要扔到水里去。在库区投资5000元以上的项目就得报批，包括库区工业企业在内，不允许扩大再生产。”马尚朝说，由于技术落后，过去的厂房很简陋，而国家在搬迁时却按实物进行补偿，因而造成补偿不足。搬迁之后，能把厂房建起，已经非常不易，下来还有职工的住房问题，资金的短缺使厂建起后没法进行技术改造，产品结构无法得到调整，与市场严重脱节，这种情况下，不少企业都遭遇了生存危机。鉴于此，国家出台政策，对库区工矿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破，并给了库区50亿元的核贷规模，鼓励只要企业破产，就可以核销掉企业原来在银行里的贷款。
　　吴兴菊和同在橙汁厂工作的丈夫一起下了岗，年近五十的他成为秭归浩浩荡荡“摩的”大军中的一员，然而祸不单行，由于技术不够纯熟，去年他在驾驶摩托时，撞死了一位农民，赔了4万，自己也身受重伤。
　　地处山区的秭归县，满大街都是呼啸而过的“摩的”，据称有5000辆之多。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是以前的下岗职工。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可能告诉你一个他的故事。
　　在新城第三产业尚未发育成熟的情况下，做“摩的”生意，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去往城内任何地方，只需1元钱。低廉的收费和激烈的竞争，他们的收入每天顶多20元。
　　周功彪副书记告诉记者，和很多地方一样，下岗职工的生存问题，成为县里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安排下岗职工再就业；对生活特别困难的，政府给予低保待遇。”
　　周功彪给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秭归去年有3000人享受人平低于120元生活费的低保政策，而今年通过摸底，享受低保的将增加至5000人。

　　现实与未来
　　6月1日晚，记者乘着摩的，绕过一段没有路灯的土路，来到范家湾居民小区时，还不到10点，而高丙翠一家，却早已睡下。
　　从外表看，高家这栋三层楼房与城中心的小洋房无异，然而一走进屋子，扑面而来就是斑驳的墙壁和破损的家具，灰暗的灯光，让人感觉恍若隔世。
　　“没什么事做，早点睡，也省电。”高丙翠睡眼惺松地说，她家女儿、儿子、女婿和小孙子共5个人，全靠她每月100元的低保和女婿开“摩的”的收入来维持生活。高昂的物价让她感受到生活的巨大压力。
　　拮据的生活让高丙翠十分思念以往面江而居的日子。她一家原是茅坪镇居民，1997年随镇上最后一批移民搬到范家湾。
　　但对于搬迁，高丙翠表达了理解的态度：“国家要搞建设，我们不搬也不行啊。”
　　他们正处于搬迁后，开始创业的最艰难的一段时间。高丙翠开摩托车的女婿徐世凯感叹，以前住在茅坪镇上时，尽管没有工作，但临街的门面收入，足以维持全家人开支。有时候还利用港口优势，做点小生意，日子过得挺和美。
　　周功彪副书记对这些乡镇农民移民的情绪表示理解。他说，他从1990年就开始在茅坪镇当党委书记，1992年三峡开工时，茅坪大规模的移民工作就是由他亲力亲为的。
　　“工作确实不好做。”周功彪回忆，由于大坝坝基选址茅坪，因而该镇是为三峡工程第一个全面移民的地方。周功彪等镇干部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在5年后全部结束万人移民。
　　“移民们现在感觉生活困难，那是因为第三产业发展还不是很好，而且思路没有打开，一些观念还比较落后。”周功彪颇有信心地说，这种状况将随着三峡蓄水而逐步得以好转。紧靠大坝的独特地理位置，将拉动秭归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未来前景看好，秭归的百姓也将因此受益。

　　“我的日子好过起来了”
　　与范家湾移民们不同，同为茅坪移民的屈原三号船主江洋，对三峡蓄水后的前景看好。
　　性格乐观的江洋告诉记者，他的致富，始终与水有关，与三峡有关：1999年，秭归县屈原船务公司破产，江洋便与他人合伙，花了40万，买下了这艘客运船。三年里，江洋就在长江上跑客运，生意好时，一个月能挣两三万甚至更多。即便是非典时期，乘客数量锐减，屈原三号的每月收入也在万元以上。
　　长江三峡二期工程完成，大坝蓄水，让江洋再次看到了商机。早在新年后不久，江洋又联合几位朋友，共同出资购买了一条新的180吨货轮。
　　“蓄水不仅使三峡工程实现通航，而且使水面变得平稳，航运更加安全。”江洋预计，从6月通航开始，他就将从事上海、重庆两地的货物运输。
　　“只要你勤劳，肯去闯肯去干，就能找到出路。”江洋的一句话发人深思：无论移民也好下岗也好，我们不能老指望国家，只管坐享其成。只要吃苦耐劳，一切问题都能解决好。

　　新移民镇的建设和转型
　　新归州镇已经迁到原新集镇所在地。这座临江而建的新城，整齐划一的仿古建筑，让它赢得了湖北省楚天杯建筑大奖。
　　和所有的新移民城镇一样，它也处于持续的建设期和迷茫的转型期。
　　镇中央，一大片尚待建设的黑乎乎的建筑群，与沿街的青瓦绿墙极不协调。一位当地人说，那是归州中学所在地，由于资金缺乏，施工方已撤走数月，剩下这片裸露着钢筋水泥的建筑，任由日晒雨淋。而镇上的中学生们，不得不继续在老城的一所临时学校里住读。
　　“移民搬迁经费不够。”新归州镇政府办公室主任向福明，向记者揭开了中学停建缘由：当时国家进行移民规划时，给了归州镇600万的教育搬迁经费，用于搬迁镇上的一所中学和小学。然而，没想到的是，镇政府所在地的地质状况不良，岩石容易破，所以在挖地基时挖得特别深。仅此无法预测的因素，开工在先的小学花掉了400万，挤占了中学的建校经费。而中学要全部建成，需要800万，巨大的缺口使中学建设停工。
　　向福明说，目前镇里打了报告给县里，希望解决中学建设问题，县里很重视，答复将在专门时候开会研讨。然而，他对结果却没有把握，因为属国家级贫困县的秭归，财政相当困难。
　　资金不足，是城市搬迁中最让人头疼的问题，镇委书记郑之问说，移民搬迁带来的种种问题，单靠一个镇政府的力量去解决，力不从心，仍需要多方支持。
　　让郑之问需要投入更大精力的是即将开始的三期移民。
　　“移民是个大问题。”经历过两期移民的郑之问，感觉最困难的就是与人打交道，目前滞留老县城的还有近千居民，加上175米线以下的农业人口，共2000多人，尽管人数比前两期少了很多，但难度最大。“因为这可能是秭归中最贫困的那部分人。他们移民之后的生活问题，继而成为政府的难题。”郑之问有些疲惫地说。
　　归州镇，只是秭归的一个缩影。
　　整个秭归，都将面临第三次移民潮。已经退休的原秭归县移民局副局长谭传智告诉记者，三峡建设前两期已经完成近7万的静态移民，计划是10万，现在，第三期移民行将进行。
　　“国家给秭归已经拨了22亿元的移民经费，加上物价指数补贴，大概总投资30亿元，经费方面问题不大。”谭传智有些忧心地说，移民要造福百姓，重点在于如何落实好国家的移民政策。
　　“不是冠冕堂皇地说，为大家，舍小家。我们的老百姓真的很善良，只要是国家给的政策落实了，他们不计较好坏多少，都痛痛快快地搬了。”谭传智说，当前要注意的是，是吸取历次移民中的一些教训，加强移民经费使用的管理监督，合理合法使用移民经费，保障老百姓的权利得以落实到位。
　　离开秭归那天，三峡大坝显示水位为113米，蓄水仍在平静进行着，正如新生的秭归城一样，没有人知道，它的内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一句颇有意味的话也许可以给记者的这次三峡行划上句号：当今天也成为历史，你会觉得，其实一切都很精彩。

　　周浩／摄


　　五月！
　　在这个一度被SARS阴影笼罩的五月，在草长莺飞的中国南方，一些细微的变化正在悄然萌芽：在广州的一个高尚社区里，因利益受损而发自内心的维权冲动，将导致出现社区基层治理新的模式；在特区深圳，一个又一个公民突然间站了出来，争相要求竞选区人大代表，颇有一股“风起云涌之势”。


　　□本报记者  李红平
　　□方三文  黄广明
　　5月25日，一个普通的双休日。然而这一天，对于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南浦岛的数万名居民、大石镇政府相关部门以及众多房地产开发商而言，却具有特别的意义：当天，一条被命名为新浦南路的市政路，在经过了5个多月的波折之后，终于正式开通。
　　这条平常的市政路，对相关各方的意义却非同寻常：作为这条路的直接受益者，一个新的房地产项目———“海龙湾”在这一天正式公开发售。知情人士称，这是一个迟到的发售，新浦南路5个多月的波折，也就意味着“海龙湾”上市被推迟5个多月，发展商损失不算小。
　　作为这条路的直接决策者，大石镇政府的相关官员在这一天可能会长吁一口气。这条路的开通，意味着他们对房地产商人的承诺的兑现，意味着镇里面的投资环境，甚至意味着政府的权威和信誉终于得以维护。
　　作为这条路的直接影响者，广州市番禺区丽江花园的上万名住户，尤其是新浦南路沿线的上千名住户，从此将告别宁静，生活在车水马龙之旁。
　　这条路的开通，更是宣告着丽江花园几千名住户自动发起的、一场历时半年之久的维权行动的基本失败。甚至于多名省、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介入，亦同样于事无补。
　　似乎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结局，当地一家媒体甚至在5月24日刊登了一条接近半个版的、类似于新闻通稿的奇特广告，标题是“‘丽江纠纷路’———新浦南路正式开通了”。至于谁是广告的出资者，不得而知。
　　然而，结果或许并不能说明一切。这场历时半年之久、并且引起有关各方关注的纷争充分说明，在市场经济日渐发展、私有财产逐渐确立的时代背景下，政府的行为必须而且必将受到强有力的制约，各方利益的纷争与合作亦将明显和加速，更说明了中国城市以社区为单位的基层民主的推进与发展。它对于全国众多的围绕着房地产而生的纠纷，对于社区基层治理模式的走向和演变，都将具有标本意义。

　　一个典型中等收入阶层社区
　　多年以前，一家新锐杂志曾经列举了居住在广州的一百个理由，其中有一条便是，“广州虽然没有（云南）丽江古城，但是有丽江花园”。
　　的确，丽江花园在广州几百万市民心目中，以及在全国的房地产业中，都曾经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
　　回溯丽江花园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丽江花园实际上是广州、乃至于全中国住宅郊区化运动的第一批先行者。它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批大规模有产者出现的产物。
　　1991年，广东省政府在香港的窗口公司———香港粤海投资有限公司瞄准了广州南郊的番禺市大石镇洛溪地区。这里与广州市区只有一江之隔，而且有水道直通香港。1988年，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先生捐资千万在江上修建了洛溪大桥，使广州市区至番禺的交通大大便利起来。霍英东、李嘉诚等纷纷看准了这个地带，在这里建设港式社区，吸引了不少港人来此置业度假。
　　与香港商人不同的是，粤海瞄准的不仅是香港人，也包括珠三角地区正在形成的富人们——的确，1990年代初期，正是中国民间有产者开始大规模形成的年代。
　　当年，粤海公司与番禺市房地产联合开发总公司合资组建了广州番禺粤海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番粤”）。丽江花园随之产生。
　　在设计丽江花园时，“广番粤”便确立了明确的目标：“以广州市中上收入家庭为主要市场对象，吸收和借鉴香港的大型私人屋村的发展经验，注重环境规划和物业管理，注重营造高尚的居住文化。”
　　实践证明，“广番粤”的确做到了这一点。环境的优美、公共设施的完善和香港人细致周到的物业管理，都使丽江花园在整个中国房地产界显得卓尔不群。
　　更为难得的是“广番粤”着力营造的“高尚文化”。“人生充满劳绩，但依然可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镌刻在一块赭红色的石碑上，立在丽江花园的中央，成为这里的精神之源。每年的节假日，这里会时不时请来刘小光与业主下棋，会播放贾樟柯的电影，会举行双人自行车赛……
　　很快，丽江花园就成为番禺市和广州市最耀眼的楼盘之一。它甚至被授予“国家级示范小区”和“全国优秀住宅社区环境特别金奖”等殊荣。
　　而且，它也确实吸引了众多文化层次和收入水平较高的买主。据“广番粤”2001年的一份资料显示，丽江花园如今已有12000多居民，多为高级白领、文化界人士、商界精英等，还包括不少港澳台和外国居民。其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占48％，大专学历占23％，中高层管理人员占55％。
　　在丽江花园的居民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女诗人走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在不停地搬家。直到有一天，她发现了这里，顿时觉得这就是她梦想中的家园，如同云南丽江一样。
　　这种温情而诗意的生活，在2002年底碰到冰冷的现实而发生转折。

　　阳台下出现一条大马路
　　丽江花园整体结构呈空心的长方形，十余个各具风格的小区围绕着中间的大花园，北面和东面都是珠江水道，南面紧靠小区的，是一条两岸种满桃花、柳树，河中遍布荷花的“天然河道”，河道对面是一望无际的苗圃和农田。因为这片田园风光，丽江花园南边的小区“桃花岸轩”（因那条“天然河道”而得名）、“玉树别院”、“九如通津”卖出了比别的小区更高的价钱。
　　2002年12月8日左右，在没有任何知会的情况下，“桃花岸轩”和“九如通津”的业主们发现，房子南边开来了大批施工队，推土机推倒了树木，铲车铲掉了草皮，施工的余泥倒进曾经布满水葫芦和荷花的小河。
　　开始，部分善良的业主还以为是与丽江花园配套的小学开工。在买楼时业主被告知，南边是发展商“广番粤”的“预留发展用地”。
　　可是，压路机下逐步显现的是一条宽达20余米的道路的雏形，通向丽江花园南边另一个新开发的小区“新大地花园”（即“海龙湾”）。很快，更多的消息传来，将要修建的是一条市政道路，现在修的只是它的规划宽度的一半，道路将再向丽江花园方向拓宽一半，甚至要拆掉丽江花园的围墙，成为一条双向6车道、宽达40米的主干道路。
　　也就是说，路修成以后，它最北边的一条车道距丽江花园的房子将不足10米远，业主们花大价钱购买的杨柳桃花岸，将变成一条车流滚滚的大马路。
　　更有消息称，为了配合“海龙湾”在元旦之后的发售，这条路的首期工程将会很快在1月初完工。
　　令人震惊的消息以飞快的速度在丽江花园的住户中传播。在恐慌中，一些人选择了逃离。随后一段时间，小区内的几间房地产中介的放盘量陡增。而且，争相杀价的结果令人瞠目：“九如通津”一位业主以38万购买的房产，在半个月前市值还是40万左右，如今竟然要以30万元的低价甩卖。在十几天内陡降10万。
　　不过，更多的人选择了抗争和维权。
　　12月20日前后，桃花岸轩的电梯里出现了告示，号召业主们12月22日下午两点在华林居（丽江花园内的另一个分小区，紧靠桃花岸轩）会所开会，商讨对策。当日下午，100多名业主自发聚集在华林居会所。首先的一个问题是，该去找谁？讨论的结果，是首先去找丽江花园的发展商———“广番粤”。

　　态度暧昧的各方
　　在丽江花园售楼部，业主们要求与“广番粤”的负责人对话，然而，没有人愿意出来与他们对话。僵持数小时之后，终于有一位部门负责人出面请业主代表对话，番禺区大石镇国土规划建设办公室两名负责人也随后到场作答。他们称，修建中的新浦南路是依法规划的市政道路。
　　几天后，“广番粤”在丽江花园各住宅楼贴出第一封公开信。信中称，以往政府的历次规划图中，均未显示有一条40米的市政路，这是政府的最新决定，与发展商无关。信中并声称，对于少数业主在售楼部的“鼓噪”行为，发展商保留追究的权利。
　　平日与业主和睦相处的发展商，迅速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而且态度颇为强硬。
　　业主们想到了他们的“管家”———物业管理公司。然而，昔日对业主笑容满面的物业管理公司的态度与发展商惊人的一致：让业主去找政府。
　　随着纠纷的发生，在曾经温情脉脉、一片和谐的表象背后，业主们平日根本就未曾顾及的一些现实开始浮现出来：丽江花园物业管理公司的投资方实际上就是“广番粤”，管理公司的负责人甚至是由“广番粤”的人出任。在这种状况下，物业公司的态度与发展商一致，自然毫不奇怪。
　　业主们搜寻起社区内的其他组织机构。很多业主在小区住了多年，却从未跟这些机构打过交道。这时，他们需要这些机构。然而，这些机构这时却并不一定会帮助他们。
　　他们想到了业委会。按章程，业委会是“代表丽江花园小区全体业主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然而，业委会的态度同样是暧昧和推脱。
　　有知情者向业主们回忆起首届业委会成立时的场景。1997年12月，丽江花园首届业委会实行公开选举。然而，虽然当时已经住进4000多户居民，这次选举居然只投了稀稀拉拉的157票。不过，仍有一个李姓业主非常热心地想加入业委会，经过一番努力，他获得了157票中的120票，本以为可以顺利当选。然而发展商只投了一票，这一票却相当于业主的353票，因为那些尚未卖出的物业所有投票权都归发展商名下。李姓业主顿时傻了眼。
　　选举结果可想而知，“大业主”———发展商推荐的候选人以绝对票数一锤定音，业主自发推荐的候选人全部落选。
　　此后的第二届选举依然改变不了这种局面。如果不改变业主参选率太低的问题，零散业主永远选不过大业主。而参选率低的原因又是复杂的，业主大多是中青年，事业繁忙，平时“对政治颇为冷漠”。加上业主们平时对发展商控制下的小区现状一直还是基本满意的，在这种状况下，大部分业主自然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今日业委会的推脱，实际上是业主们放弃权利的代价，只是现在“追悔莫及”。
　　他们想到了居委会。依照法律，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据丽江花园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陈顺炳介绍，居委会的工作大部分是协助大石镇政府，比如计生、征兵、组织居民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等，居委会几乎成了政府的一个派出机构。而在对社区居民服务方面，居委会副主任陈润波说最大的事情是“管好社区图书馆的2000册图书”。
　　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是，丽江花园目前常住户数7000户左右，但居委会仍然是按户口管理，只针对户口落在丽江社区的1000户左右的居民。而且，居委会在社区日常事务方面只是协助物业公司，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要依附于物业公司。因为，居委会的人员工资和运作经费都是物业公司给的。在建设居委会的态度上，镇里的政策是，经费“谁开发，谁支付”。
　　搜寻的结果表明，在这个居住着1万多人的社区里的各种合法组织，居然基本上都与发展商有关，甚至于受其控制。发展商实际上是这个社区的治理者。一旦这个治理者“变坏”或者说不可依靠，居民们陡然发现，他们竟然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
　　而关于发展商“变坏”的传言也在迅速传播。有消息称，随着丽江花园的开发接近尾声，粤海集团正在考虑退出，他们已经减少了在“广番粤”的股份。更有人怀疑“广番粤”与大石镇和“海龙湾”达成了某种交易。
　　业主们发现，他们惟一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

　　维权组织和代表的产生
　　维权只能靠自己，但到底该怎么维权，还是让业主们莫衷一是。应该寻找谁的支持？用什么手段才能阻止大马路出现在自己的阳台下？用什么办法才能动员更多的业主参与维权活动又能让活动在合法的范围之内进行？这些问题都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答案。
　　随着与发展商的那次对话，一个三十余岁、微胖的男子逐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在众口纷扰之中，他说话的条理和口齿比较清晰，表现出较强的表达和说服能力。他叫曾宏，“桃花岸轩”业主，据称供职于某保险公司，因此颇具口才。于是，后来的几次会议干脆就在曾宏家里召开。
　　2002年12月26日晚，一名神秘人物找到曾宏等人，给他们支了几招：1.马上聘请律师做法律顾问，提供法律咨询并保证维权活动不违法；2.成立维权联络小组，让业主签委托授权书，把交涉修路事件的权利委托给维权联络小组，使维权联络小组有合理合法的名目；3.不宜过多与发展商纠缠，应该尽快采取具体行动到现场阻止修路，因为该路是否合法很难说。
　　这三条意见给六神无主的维权活动指出了方向。12月28日，上百名业主开赴道路施工工地。其间大石镇国土办莫主任来到现场，说明该道路的具体情况，业主们强烈要求其出示该道路的合法手续，只要有合法手续，他们马上撤离。但莫主任却不能、也不愿提供任何手续文件。
　　政府官员的推脱，更使业主们对这条道路的合法性产生了强烈的怀疑。这极大地鼓励了丽江业主的底气。
　　12月29日下午4时，业主们再次在华林居会所召开维权业主大会，推举产生正式的维权联络小组。维权联络小组由来自区内各楼的15名业主代表组成，曾宏任总联络人。15名联络人基本都供职于外资、民营公司。募集维权资金也同时进行，第一期募集到的资金有近3万元。
　　12月30日中午，维权联络小组在道路施工现场召开首次小组会议，确定了议事规则：总人数一半以上可以开会，到会人数一半以上同意可以通过决议。随后，维权活动所聘请的律师也开始确定。

　　冲突事件后的暂停
　　维权联络小组的诞生，大大加强了维权活动的有组织性和方向性。此后，维权活动就在五条战线上同时展开：一部分业主前往施工现场；部分业主与律师合作到有关政府部门取证；部分业主与新闻媒体联系希望能引起他们的关注；一部分联络人向省、市、区政府部门递交公开信反映情况；居住在丽江的几名老教授、专家则利用自己特有的政治地位和资源展开活动。
　　12月30日晚，维权业主在道路工地上搭起帐篷，通宵值班阻止“非法”施工。12月31日晚，近200名丽江花园业主在帐篷边度过了2002年的最后一夜。
　　新年刚过，2003年1月2日上午，道路施工现场突然来了大批公安、城管及镇政府工作人员，拆掉了丽江业主搭建的帐篷，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双方进行了对话，但依然没有任何新意，面对业主要求提供修路合法批文的要求，镇政府相关官员仍然无法提供。
　　1月3日，大批镇政府工作人员、公安及城管人员继续来到现场，道路施工方也强硬起来，首先与前来维护秩序的丽江花园保安发生冲突，并将一名保安打伤。中午，曾宏等人得到消息，施工方准备在下午2时运来两大卡车外省不知情民工强行施工，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增大。
　　为了避免发生冲突，下午，100多名业主集体乘车前往广东省和广州市政府，选择了中国老百姓共同的、甚至几乎是惟一的申诉形式———“上访”。
　　在广州市政府信访办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信访办负责人当场致电番禺区政府办公室，要求在未能与群众协调妥善之前，立即停止道路施工。
　　但当晚，道路却仍在通宵抢建。1月4日上午，暴力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两名业主被施工方人员打伤，一名丽江花园业主在阳台上用DV机摄下了全过程。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大石镇南浦派出所当场宣布，该道路暂停施工。

　　小区内的维权行动
　　业主被打事件顿时激化了业主的情绪，当天晚上，一次更大规模的业主维权大会召开，决定次日发动更多的丽江业主在小区内举行维权活动。
　　然而，在业委会、管理公司等现有的组织资源根本无法动用的背景下，如何发动这散居在每家每户的上万名业主，便成为一个大难题。
　　还在维权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了传播媒介的问题。丽江花园上万居民住在一块比较狭小的空间里，却没有一种比较有效的手段能把信息迅速传递到每个业主手中。丽江花园有一份内部报纸，名为《采风》，由物业公司管理，显然不可能让业主在上面刊登维权消息。丽江花园还有一个网站，还有BBS，有业主尝试在上面贴关于维权活动的帖子，但很快被删掉了。一气之下，几位业主自己制作了一个网站，网址和丽江花园官方网站极其相似，只是把域名中的COM改成了NET。服务器是大家凑钱租的，为避免万一，特意租在一个外地城市。
　　网站建起后，相关的网络消息有了张贴的地方，但用户仍嫌太少，网络的覆盖面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丽江花园虽是白领小区，统计中的宽带用户却仅1000多户。最后发现，惟一有效的方式，还是最原始的方式———挨家挨户发通知。
　　1月6日，近千名业主在小区内举行抗议维权活动。然而，在前期维权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曾宏却没有出现。事后了解到，就在1月3日去省政府上访途中，曾宏接到了丽江花园物业管理公司保安部的电话，叫他不要去，称当地派出所已经来把他的资料调走了。而维权小组内部对聘请律师等问题的意见分歧也让他颇为头痛。作为维权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他要承受比别人更多的压力。
　　实际上，就在此次修路事件3年之前，丽江花园曾发生过另一起较大规模的维权事件，起因是交通车票提价。1999年1月18日，丽江花园车队宣布，往返市区的班车票价由5元一次提高到7元一次。
　　此举引起业主的群起反对。1999年1月23日，数百名业主聚集在售楼部前，抗议班车加价。2月1日，新价格开始实施，业主集体抵制，联系了公共汽车公司租车跑与小区班车相同的线路。最后，车队方面制定了这样的票价方案：对外乘车价提为7元，但业主购套票的价格可以优惠到6元，而且买10张送2张，实质上等于没提价，所以业主的斗争应该取得了实质上的胜利。
　　但维权活动的组织者遭受了很大的压力。1999年2月2日傍晚，维权活动积极分子之一赵先生下班回来，碰上几个身穿便服的有关人员要强行带他去了解情况。自此惊吓后，赵先生永远退出了维权活动。而其他维权活动的联络人，也大多受到各种压力。
　　压力和对个人利益的理智权衡能让每个人从维权活动的风口浪尖上退下来，但又总有人愿意去承担这些。曾宏退出后，维权活动的组织工作主要落到了另一名联络人余刘军的身上。余刘军，三十余岁，供职于某广告公司，身材瘦削，没有曾宏那样的口才和煽动力，但办事务实干练。

　　各种资源的动用
　　就在业主们在小区内抗议的当日，广州本地颇具影响的《南方都市报》上刊登了题为《丽江花园业主被打》的消息。与此同时，多家媒体介入对此事的调查。
　　但记者们带回来的并不都是好消息，一名前往番禺区政府采访的记者说：政府方正在全力准备，将在15天内办齐所有手续。相关官员甚至公开宣称，“你们不是要看手续吗？我们会给你们补齐的。”
　　1月13日，一场更大规模的维权活动在丽江花园举行。业主们开始发出召开业主大会、罢免业委会的呼声。
　　曾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重返维权运动的。曾宏参与维权活动，并不排除借此问鼎业委会的动机，而维权活动正是进行前期竞选动员的好时机。近年，各商品房小区的业主维权活动此起彼伏，曾宏有一个宏伟的设想，在单个小区建立起基于业主民主选举产生的业委会之后，在商品房集中的片区建立业委会联合会，这将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小区不就是一个选区吗？”曾宏说。
　　但利用维权活动进行竞选动员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群众性维权活动中的激情煽动是非常容易的，但把活动控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则要困难得多。的确，面对曾宏的冷静，很多业主也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只有把事情搞大，才能使事情引起足够的重视，促成问题的解决。
　　就在此时，广东省的“两会”正准备在离此15公里的广州市区召开。业主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信息，而且，居住在丽江的居民中，就有不少政府高级官员、大学教授，乃至于政协委员。
　　广东人大代表近年以敢言著称，并屡屡出现敢于提不同意见的“明星代表”。业主中就有人建议，去找明星代表王泽华。1月13日下午3时，曾宏等4名业主如约去找王泽华。到了王代表驻地，服务员却不让他们进去，也不帮他们联系王泽华，还叫来相关人员盘查来访者的身份。
　　争执中，王代表自己出来了。王代表听业主们介绍完情况后说，这是市里的事，省里不好管，介绍业主们去找广州市的一名明星代表王则楚。
　　王则楚是民盟广东省的负责人之一，是上一届的广州市人大常委并被选为本届省政协委员，也以敢言著称，曾以对洛溪大桥收费要收到何时的问题提出质疑而轰动一时。王代表听完业主代表的反映后表示，他会关注这个事情。
　　1月16日，《南方都市报》上登出了题为《丽江花园市政路应停建》的报道，内容是省政协委员成良玉、王则楚等人在广东省“两会”上提交提案，认为在南浦岛这样以生态居住为主要卖点的地方不应修建这样的市政路。
　　两名身份显赫的省政协委员的介入，再次为业主们鼓了气。与此同时，业主代表还前往颇具影响力的新浪网，去与关心此事的人进行在线交流。
　　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丽江花园市政路事件的影响力开始迅速扩大。

　　维权林的诞生：高潮和转折
　　与丽江花园业主们的四处奔波相比，那条市政路的施工现场在1月4日的冲突后显得极为平静。甚至于施工队都开始撤出。这一度给了业主以希望。
　　在一次维权小组会议上，有成员提出建议：现在又快到植树季节了，为什么不到已经停工的工地上去种树？
　　这一富有创意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并马上付诸实施，活动定于1月19日（星期日）上午10时开始，这是三周来连续第三次大型活动。有一名别墅业主当下承诺独家赞助植树所需的树苗、工具等费用。
　　1月19日一早，业主们赶往道路施工现场。现场空无一人，施工队已撤走。丽江业主们于是热火朝天地种起树来。这才发现种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种树的地方原是路基，施工方在抛下土石后已用压路机反复压实，坚硬无比。号称白领的丽江业主们，哪能在这路基上挖出坑来。气氛虽然热烈，可将近中午了，100棵树才种了20余棵。
　　有人急中生智，请来十余民工帮忙挖坑，果然效率大为提高。这些民工正是道路和新大地花园施工方的，说不定十几天前还参与了殴打业主。但现在业主出钱雇请他们，他们也毫不推辞。他们有他们的逻辑，正如他们理解不了业主们的逻辑。这些来自贵州山区的农民，在业主阻止修路时很不解地问他们：我们那里盼修路还盼不来，你们却不让修，这是致富路啊。
　　一个多小时过后，100棵小叶榕树很整齐地立在那里了，这100棵枝繁叶茂的榕树命运如何？是枯死还是被施工队连根拔掉？谁都无法知道，正如谁都无法知道这条路，还有丽江业主们维权运动的命运一样。

　　另一方的赛跑
　　在随后近4个月的时间里，这条暂停的、没有合法手续的道路一直没有动静，似乎要永远地停下去。春天来了，维权林也开始生根发芽。
　　然而，没有得到肯定答复的业主们显然不敢掉以轻心。他们提起集体行政诉讼，要求法院判令番禺区规划局撤销其违法的、不合程序的这条路的修建。
　　而就在开庭前的4月底，业主们已经通过律师，拿到了被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清单。果然，这些清单证明，有关方面已经在这几个月里抓紧时间悄然补办好了各种手续。媒体的关注、政协委员的介入、居民的上访和在区内的集体抗议活动，似乎都不能改变任何东西。有关方面也从未主动与居民进行解释和沟通。
　　然而，这一系列证据恰好充分显示到1月4日施工暂停为止，这条路根本就是一条违法的、没有办理相关手续的“黑路”：1月6日，广州市番禺区发展计划局才发出“关于大石镇政府兴建‘新浦南路’市政道路首期工程项目立项的批复”；1月14日，广州市城市规划局番禺区分局才向大石镇政府发出“关于申请选址意见书的复函”；1月15日，番禺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才发出“关于番禺区大石镇人民政府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3月12日，这条道路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才正式下发。
　　有业主尖锐地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40条的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折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那么，新浦南路在初期明显属于无证建设，有关部门为何不进行拆除，反而如此顺利地补办手续？面对明显违规的工程建设，国土、城管、规划、公安等有关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为何仍然轻易地站在维护正当权益的业主的对立方？

　　结局及其后果
　　这些疑问似乎只有那些权益受到侵害的业主们才会在意。4月30日，存活了不到4个月的维权林，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即被拔除干净。1天后，五一售楼黄金周开始，“海龙湾”开始内部发售。
　　实际上从那一刻开始，这场大规模的维权行动的结局似乎就已注定。5月23日的道路开通只不过是一场仪式。一切似乎根本没有妥协和商量的可能。
　　然而，仍然有人选择了坚持。5月9日，业主的行政诉讼在番禺区法院正式开庭。结果业主们被告知告错了对象，他们应该起诉广州市城市规划局。“改就改吧，不管怎样，法院都应该给出一个解释。”一位业主说。
　　与此同时，即使道路成为既定事实，那么，对于广大业主造成的噪音污染和环境改变，有关方面至少得给出补偿。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向他们提出这一点，但业主们决心坚决维护自己能争取的最后权益。
　　这场纷争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丽江花园的生态。选出真正能代表业主、维护业主权利的业委会，后悔当初轻易地放弃了自己投票的权利，成为业主们的广泛共识。
　　有业主们也开始对曾经颇为满意的物业管理公司提出质疑：丽江花园长期收取2.5元1平米以上的高额物业管理费用，每年的物管费达几千万元，这些钱都是怎么花的？是不是应该向业主们进行更加清晰和透明的交待？“我们需要的，不再是一个看上去良好的治理者，我们需要自己管理自己。”一位业主感慨地说。
　　对于余刘军等在这半年时间里，投入巨大心血和精力在维权行动中的业主代表而言，感觉更是复杂。“如果现在要选业委会委员或者说区人大代表，我不排除参选的可能。只有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政治当中，对政府进行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才能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余刘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