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os Dai’ Blog No excuse, no panic

　　我们的三峡我们的命运
　　一个移民城市的现实与未来

本报记者  王景春  摄

　　因水而生
　　看似柔软的江水，正以其无形的力量，悄然改变着历史，以及一些人，或事。
　　距新秭归县城37公里外的老城，临江是一片爆破后的废墟。除了砖头瓦砾，还剩下二十余栋二期水位135米以上的待拆楼房。
　　秭归县原建筑综合公司职工易珍法的家，就在离江边废墟最近的一栋楼房里。家境颇为宽裕的她，早在3公里外的新归州镇买了房子，然而却舍不得搬走，任由新房空着，仍旧住在这时常断水缺电的旧楼里。
　　易珍法说，她习惯了这儿的青石板路和湿漉漉的江风，直到政府下令三期搬迁，她才会离开。
　　“这几天我站在楼上，看江水一寸寸地涨，心里就一阵阵地痛。”
　　易珍法每天眺望江面的5楼，高度是142米。6月1日，三峡大坝下闸蓄水，15天后，江水就将在她家楼下荡漾。
　　2003年6月的第一天，不仅是三峡工程10年建设的一个新标杆，标示着人为调控长江的开始，同时也是一个城市历史的分界线：旧秭归随江水逝去，新秭归完成交替，死而重生。
　　“和很多老百姓一样，我的心情也很复杂。”5月31日下午，秭归县文化旅游局局长马尚朝坐在他宽敞明亮的新办公室里，向记者形容他这些天看大坝蓄水的感受。
　　“以前说移民，说新城建设，对三峡工程的认识，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直到亲眼看见江水漫过家园，那才刻骨铭心感受到，这次是与过去真正告别了。”马尚朝说，从25日开始，江边就聚满了看水的人。“偌大一个新县城，没去看过蓄水的人几乎没有了，一些残疾人，甚至拄着拐杖，摇着轮椅，也赶到江边。”
　　江水慢慢向上，一点点吞噬着沿江的绿地浅坡。看江的人们，心情可谓悲欣交集：一面是“高峡出平湖”的新景观，一面是故土家园的永恒告别。个中滋味，难以言表。
　　让秭归人不至于过分哀怨的，是他们身后那座拔地而起的新城。那是他们新的生活空间，寄托了他们新的希望和梦想。
　　巍然矗立，俯瞰长江，这座位于原茅坪镇山上的现代化新城，只有四岁的生命。和千年老归州相比，它的历史，不过是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尽管如此，新县城漂亮的楼房，宽敞的道路，颇富匠心的绿化，配套完善的公共设施，很快征服了人们的心。如果要问秭归人更喜欢老城还是新城，十个有九个的答案会是“新县城”。
　　务实的秭归人，很清楚地划分出别离的伤感情绪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界限。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郑家裕用数据和事例把新旧城做了一个简单对比：旧城的..8万人，挤在0.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全城没有一个花坛，街上没有一棵绿树。而投资近5亿建起来的新城，面积比旧城增长了6倍，为4.2平方公里，绿化覆盖率达36.8％，并因此获得建设部颁发的“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很多当地人都持这样的观点，三峡大坝的修建，成就了秭归的新生。
　　“尽管秭归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总的来看，回报大于损失。”秭归县委副书记周功彪表示，三峡工程建设对秭归县的经济拉动作用不容忽视。“1992年搬迁前，我们全县的人平纯收入不足700元；而到现在，人平纯收入已经达到1700多元。县里的财政收入，也从搬迁之前的4000多万，发展到现的1个多亿。”
　　他很肯定地总结：三峡工程使秭归提前了10到20年摆脱落后状况。

　　断奶之痛
　　江水改变的，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命运。
　　对吴兴菊来说，也许正是最艰难的时候。
　　5月31日，记者在新县城的屈原大道上见到她时，她正在太阳下挥汗如雨。两把大伞高高地支在她的饮料摊边，依然无法抵挡烈日的炙烤。
　　从早上5点到下午4点，吴兴菊在摊边已经呆了快12个小时。然而，这远远不够。她的工作时刻表上，开始时间是早上5点，结束时间是晚上11点。
　　她不得不这样做。
　　两个月前，吴兴菊的丈夫从广告工地的三角架上摔下来，粉碎性骨折，现在仍躺在家里休养。一家人的生活，都指望这个冷饮摊。
　　“夏天生意比冬天好，挣得多点的话，每月有四五百元收入，比在厂里干活强。”尽管遭遇不幸，但吴兴菊的声音里并没有太多沮丧。这位原橙汁厂的职工，1976年建厂时就进了厂，一干就是24年。然而，2000年4月30日，橙汁厂因资不抵债而破产。
　　据吴兴菊讲，和她同样命运的，不止是橙汁厂两百多名员工。整个秭归县，有1万多名职工是从全县126家国有企业出来的，他们的生计问题已经引起当地政府的高度关注。据悉，库区对口支援省江苏，成了秭归最大的投资者，县里十来家企业，几乎都来自江苏。
　　曾在县经贸委工作过的马尚朝，对过去的一段历史非常了解。
　　“有一件非常令我们痛苦的事情，就是三峡欲上不上，使库区失去了两次改革发展的机会。”马尚朝介绍说，三峡工程从1980年代初期就开始论证，在1984年左右形成讨论热潮，当时论证后的决议是，按156米高度来建坝。然而，就在国务院正要讨论之际，重庆市又提出一个方案，为使万吨船队直达上海，需要把水位提高到175米，之后就请专家继续论证。
　　“这期间，整个库区的建设就全部停止了，国家不拿钱，不允许建了，因为建了也可能要扔到水里去。在库区投资5000元以上的项目就得报批，包括库区工业企业在内，不允许扩大再生产。”马尚朝说，由于技术落后，过去的厂房很简陋，而国家在搬迁时却按实物进行补偿，因而造成补偿不足。搬迁之后，能把厂房建起，已经非常不易，下来还有职工的住房问题，资金的短缺使厂建起后没法进行技术改造，产品结构无法得到调整，与市场严重脱节，这种情况下，不少企业都遭遇了生存危机。鉴于此，国家出台政策，对库区工矿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破，并给了库区50亿元的核贷规模，鼓励只要企业破产，就可以核销掉企业原来在银行里的贷款。
　　吴兴菊和同在橙汁厂工作的丈夫一起下了岗，年近五十的他成为秭归浩浩荡荡“摩的”大军中的一员，然而祸不单行，由于技术不够纯熟，去年他在驾驶摩托时，撞死了一位农民，赔了4万，自己也身受重伤。
　　地处山区的秭归县，满大街都是呼啸而过的“摩的”，据称有5000辆之多。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是以前的下岗职工。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可能告诉你一个他的故事。
　　在新城第三产业尚未发育成熟的情况下，做“摩的”生意，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去往城内任何地方，只需1元钱。低廉的收费和激烈的竞争，他们的收入每天顶多20元。
　　周功彪副书记告诉记者，和很多地方一样，下岗职工的生存问题，成为县里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安排下岗职工再就业；对生活特别困难的，政府给予低保待遇。”
　　周功彪给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秭归去年有3000人享受人平低于120元生活费的低保政策，而今年通过摸底，享受低保的将增加至5000人。

　　现实与未来
　　6月1日晚，记者乘着摩的，绕过一段没有路灯的土路，来到范家湾居民小区时，还不到10点，而高丙翠一家，却早已睡下。
　　从外表看，高家这栋三层楼房与城中心的小洋房无异，然而一走进屋子，扑面而来就是斑驳的墙壁和破损的家具，灰暗的灯光，让人感觉恍若隔世。
　　“没什么事做，早点睡，也省电。”高丙翠睡眼惺松地说，她家女儿、儿子、女婿和小孙子共5个人，全靠她每月100元的低保和女婿开“摩的”的收入来维持生活。高昂的物价让她感受到生活的巨大压力。
　　拮据的生活让高丙翠十分思念以往面江而居的日子。她一家原是茅坪镇居民，1997年随镇上最后一批移民搬到范家湾。
　　但对于搬迁，高丙翠表达了理解的态度：“国家要搞建设，我们不搬也不行啊。”
　　他们正处于搬迁后，开始创业的最艰难的一段时间。高丙翠开摩托车的女婿徐世凯感叹，以前住在茅坪镇上时，尽管没有工作，但临街的门面收入，足以维持全家人开支。有时候还利用港口优势，做点小生意，日子过得挺和美。
　　周功彪副书记对这些乡镇农民移民的情绪表示理解。他说，他从1990年就开始在茅坪镇当党委书记，1992年三峡开工时，茅坪大规模的移民工作就是由他亲力亲为的。
　　“工作确实不好做。”周功彪回忆，由于大坝坝基选址茅坪，因而该镇是为三峡工程第一个全面移民的地方。周功彪等镇干部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在5年后全部结束万人移民。
　　“移民们现在感觉生活困难，那是因为第三产业发展还不是很好，而且思路没有打开，一些观念还比较落后。”周功彪颇有信心地说，这种状况将随着三峡蓄水而逐步得以好转。紧靠大坝的独特地理位置，将拉动秭归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未来前景看好，秭归的百姓也将因此受益。

　　“我的日子好过起来了”
　　与范家湾移民们不同，同为茅坪移民的屈原三号船主江洋，对三峡蓄水后的前景看好。
　　性格乐观的江洋告诉记者，他的致富，始终与水有关，与三峡有关：1999年，秭归县屈原船务公司破产，江洋便与他人合伙，花了40万，买下了这艘客运船。三年里，江洋就在长江上跑客运，生意好时，一个月能挣两三万甚至更多。即便是非典时期，乘客数量锐减，屈原三号的每月收入也在万元以上。
　　长江三峡二期工程完成，大坝蓄水，让江洋再次看到了商机。早在新年后不久，江洋又联合几位朋友，共同出资购买了一条新的180吨货轮。
　　“蓄水不仅使三峡工程实现通航，而且使水面变得平稳，航运更加安全。”江洋预计，从6月通航开始，他就将从事上海、重庆两地的货物运输。
　　“只要你勤劳，肯去闯肯去干，就能找到出路。”江洋的一句话发人深思：无论移民也好下岗也好，我们不能老指望国家，只管坐享其成。只要吃苦耐劳，一切问题都能解决好。

　　新移民镇的建设和转型
　　新归州镇已经迁到原新集镇所在地。这座临江而建的新城，整齐划一的仿古建筑，让它赢得了湖北省楚天杯建筑大奖。
　　和所有的新移民城镇一样，它也处于持续的建设期和迷茫的转型期。
　　镇中央，一大片尚待建设的黑乎乎的建筑群，与沿街的青瓦绿墙极不协调。一位当地人说，那是归州中学所在地，由于资金缺乏，施工方已撤走数月，剩下这片裸露着钢筋水泥的建筑，任由日晒雨淋。而镇上的中学生们，不得不继续在老城的一所临时学校里住读。
　　“移民搬迁经费不够。”新归州镇政府办公室主任向福明，向记者揭开了中学停建缘由：当时国家进行移民规划时，给了归州镇600万的教育搬迁经费，用于搬迁镇上的一所中学和小学。然而，没想到的是，镇政府所在地的地质状况不良，岩石容易破，所以在挖地基时挖得特别深。仅此无法预测的因素，开工在先的小学花掉了400万，挤占了中学的建校经费。而中学要全部建成，需要800万，巨大的缺口使中学建设停工。
　　向福明说，目前镇里打了报告给县里，希望解决中学建设问题，县里很重视，答复将在专门时候开会研讨。然而，他对结果却没有把握，因为属国家级贫困县的秭归，财政相当困难。
　　资金不足，是城市搬迁中最让人头疼的问题，镇委书记郑之问说，移民搬迁带来的种种问题，单靠一个镇政府的力量去解决，力不从心，仍需要多方支持。
　　让郑之问需要投入更大精力的是即将开始的三期移民。
　　“移民是个大问题。”经历过两期移民的郑之问，感觉最困难的就是与人打交道，目前滞留老县城的还有近千居民，加上175米线以下的农业人口，共2000多人，尽管人数比前两期少了很多，但难度最大。“因为这可能是秭归中最贫困的那部分人。他们移民之后的生活问题，继而成为政府的难题。”郑之问有些疲惫地说。
　　归州镇，只是秭归的一个缩影。
　　整个秭归，都将面临第三次移民潮。已经退休的原秭归县移民局副局长谭传智告诉记者，三峡建设前两期已经完成近7万的静态移民，计划是10万，现在，第三期移民行将进行。
　　“国家给秭归已经拨了22亿元的移民经费，加上物价指数补贴，大概总投资30亿元，经费方面问题不大。”谭传智有些忧心地说，移民要造福百姓，重点在于如何落实好国家的移民政策。
　　“不是冠冕堂皇地说，为大家，舍小家。我们的老百姓真的很善良，只要是国家给的政策落实了，他们不计较好坏多少，都痛痛快快地搬了。”谭传智说，当前要注意的是，是吸取历次移民中的一些教训，加强移民经费使用的管理监督，合理合法使用移民经费，保障老百姓的权利得以落实到位。
　　离开秭归那天，三峡大坝显示水位为113米，蓄水仍在平静进行着，正如新生的秭归城一样，没有人知道，它的内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一句颇有意味的话也许可以给记者的这次三峡行划上句号：当今天也成为历史，你会觉得，其实一切都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