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os Dai’ Blog No excuse, no panic

“紫石英”号事件前后

  被我解放军击伤后搁浅的“紫石英”号。(选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图片集》第5卷,长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社、祖国出版社,第127页。原图片说明为: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之际,侵入我内河长江的四艘英国军舰向人民解放军阵地开炮,人民解放军炮兵奋起还击……)

  □宋凤英(北京)

  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发起前夕,解放军炮兵与“紫石英”号等英国军舰发生了数起炮战。长江上的隆隆炮声,震惊了整个世界,成为各国媒体的头条新闻。因此而起的中英外交纠纷,使中共最高决策层面临严峻的外交考验。

  随着1980年代后期当事人回忆录的陆续发表和英国有关档案的公开,“紫石英”号事件的来龙去脉得以清晰地呈现。



  开炮

  “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前,中央军委对渡江战役中可能出现的外国势力主要是美国干涉的情况,是有所估计的。在渡江战役的部署上,特意将二野紧靠三野,渡江后二野沿浙赣路进军,四野迅速南下,以备不测。突破敌人长江防线后,三野十兵团占领江阴、无锡、苏州;九兵团主力迂回到南京以南,指向上海;七兵团沿京杭国道,直插杭州,完成对南京的包围。二野三兵团出徽州,沿浙赣路前进,保障三野侧翼,其余部队摆在浙赣路沿线。这样部署,用意很明显:万一美国出兵干涉,我军有足够的兵力应对。

  4月20日是中共中央给国民党当局和谈签字的最后期限,21日解放军大军就要渡江。这天上午,悬挂英国国旗的“紫石英”号,自下游西进,行至江苏江都县三江营附近水面。在这一带驻守的是三野特纵炮兵三团(隶属于叶飞任司令员的三野十兵团)。解放军鸣炮示警,但英舰置若罔闻,继续前进,还将舰炮瞄准北岸。炮兵三团于是开炮,“紫石英”号还击。炮战中“紫石英”号指挥台中弹,搁浅于镇江附近江面。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中将(总司令布朗特上将此时在伦敦)闻讯后,命令停泊在南京江面上的军舰“伴侣”号前往救援,也被解放军炮兵击伤,逃往上海。梅登亲自带领远东舰队旗舰、万吨级重巡洋舰“伦敦”号与护卫舰“黑天鹅”号从上海前来救援,于21日上午行至江苏泰兴县口岸江面。此处为三野东路军十兵团二十三军防区。21日凌晨,中路军在安庆芜湖一线已渡过长江天险。21日下午是十兵团的渡江时间,二十三军军长陶勇请示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是否向英舰开炮。叶飞考虑到,十兵团马上就要启渡,命令前沿哨所升起信号,警告它迅速离开,否则就开炮轰走(《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539页)。

  二十三军炮六团接到命令后,对英舰发起警告。但英舰没有任何反应,还将炮口对准解放军阵地。叶飞下令开炮。炮六团和部署在沿岸阵地上的炮兵都投入了炮战。炮战中“伦敦”号指挥台被击中,但仍继续西进。在靠近“紫石英”号时遭到炮一团的猛烈轰击,“伦敦”号、“黑天鹅”号无法接近“紫石英”号,只得返回上海。此次事件中,英国海军死亡45人,其中包括“紫石英”号舰长斯金勒,失踪1人,伤93人。我二十三军亦有不小的伤亡,炮战中伤亡官兵达252人,其中202团团长邓若波牺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

  “紫石英”号事件发生时,中共中央并不知道,也没有发出过向英舰开炮的指示。知道“伦敦”号前来救援的消息后,中央认为英舰并非有意与国民党勾结阻拦解放军渡江,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22日指示总前委可以允许“伦敦”号营救。但当得知“伦敦”号、“黑天鹅”号与解放军之间发生了新的炮战,且解放军方面有252人伤亡后,中央的态度有了变化。毛泽东亲自起草了新华社4月22日《抗议英舰暴行》的社论,指责“英帝国主义的海军竟敢如此横行无忌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在一起,向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挑衅,闯入人民解放军防区发炮攻击,英帝国主义必须担负全部责任”。23日,毛泽东指出:“对紫石英号的方针,必须英方承认不得人民解放军同意擅自侵入中国内河是错误的这一点(不着重谁先开枪,因为这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重要的是擅自侵入内河,只要是擅自侵入,我军就必须打它和扣留它;也不要着重正当渡江的时机,重要的是擅自侵入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内河,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能许可的),才能释放,否则决不能释放。”(《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20页)23日,中央军委向前线部队发出了英舰“如敢再犯,则打击之”的指示。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发表声明,严正抗议英国军舰这种干涉行径和暴行,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和赔偿,外国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一场因“紫石英”号事件而引起的中英外交纠纷,一时间成了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
  实际上,1949年的英国政府对中国形势持观望态度。国民党政府的大溃败,使英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对华政策。在国民党政府1949年2月南迁广州后,英国驻华大使馆并未随之迁移,而是留在了南京,等待政局的稳定。

  谈判

  英国政府为什么会在此时派军舰出入长江呢?

  为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救助大使馆及英联邦国家侨民,取得国民党政府的同意后,1948年11月,英国驻华大使拉福·斯玳文逊请求英国远东舰队派一艘军舰停泊在南京附近水面。军舰每月轮换一次。解放军渡江前夕停泊在南京的英舰是“伴侣”号。拉福·斯玳文逊的这一行为颇具冒险性,在国民党溃败、解放军过江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没有取得长江北岸军事力量占绝对优势的解放区政权的同意,便派军舰停泊在长江水面,这是极不明智的举动。此时的美国政府,业已撤退了停泊在南京的军舰。况且这样重要的一件事,拉福·斯玳文逊事先并没有告知本国政府。“紫石英”号事件发生的当天,英国政府才致电其驻华使馆询问为何在此时派“紫石英”号前往南京,并对拉福·斯玳文逊表示了不满。

  拉福·斯玳文逊当然知道长江水域国共军队即将发生大规模战役。他已隐约感到了些许不安。4月7日,他致电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请他不要在这个危险的时刻派舰来南京轮换“伴侣”号。但梅登不以为然。梅登不是不知道此时长江江面上的危险,但解放军的炮兵在他眼里只是小米加步枪,是不会主动对英舰开炮的,即使开炮也不会对英舰的强大火力构成威胁。16日,梅登决定仍派“紫石英”号前往南京,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航行申请。优柔寡断的拉福·斯玳文逊18日同意了梅登的计划。19日早上8时,“紫石英”号从上海前往南京。“紫石英”号搁浅后,梅登派军舰前往救援,但未成功,冲突有升级的危险。此时的拉福·斯玳文逊与梅登,才意识到事件的棘手。

  消息很快传到了伦敦,朝野顿时哗然,对工党艾德礼政府极为不满。许多议员指出,在这样极为敏感的时刻,军舰停泊在两军对峙的长江水面,是一种冒险行为。1943年中英新约已经废除了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在解放军渡江前夕英舰这种带有挑衅性的航行,显然会引起解放军的愤怒。前首相丘吉尔批评工党政府对中国局势认识不足,使英国水兵处于危险境地。就连内阁在4月20日的紧急会议上,也对远东舰队派军舰向大使馆运送和平补给品表示了质疑,认为英舰在进入长江前应从国共双方那里都获得安全通行的保证。

  保守党要求政府报复解放军,但政府采取了冷静的克制态度,坚持通过谈判来解决。英国政府根据梅登较为客观的报告,认定事件并非是中共高层有意为之,完全是一次偶然事件,所以英国政府连抗议都没有提出。但英方并不觉得自己侵犯了中国主权,因为他们认为已征得国民党政府的同意。在回答议员提出的政府是否会为了营救英国人的生命而向中共道歉的质询时,艾德礼明确表示,不存在作出任何道歉的可能性。

  中方也注意到了英方的反应,对前线部队向外国军舰开火作了专门的规定,要求部队没有中央的命令,不得向外国军舰开炮。中央军委也确定了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的方针———只要英方承认“不得我方许可擅自进入人民解放军防区,且与国民党兵舰及南岸陆军勾结在一起,向我军进攻”。

  鉴于被困的“紫石英”号官兵供应短缺,英方十分焦急,希望早日与中共高层直接会谈,但由于双方没有外交关系,中方不承认英方外交人员的身份。英方通过各种渠道与解放军高层接触,均未成功。中方把这一事件定性为地方问题,坚持由双方前线军队指挥官协商解决,并派驻镇江的八兵团炮三团政委康矛召作为中方谈判代表。但英方不愿进行低层次谈判。布朗特致函解放军镇江地区最高官员、八兵团政委袁仲贤,希望进行高层外交界谈判,但无结果。

  握有主动权的中共中央并不愿意在这一事件上陷入没完没了的纠纷。中央军委作出了让步,决定将认错、道歉、赔偿等问题与“紫石英”号开走修理问题分开处理(《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644页)。6月20日,袁仲贤会见了英方谈判代表、英国驻华武官助理、“紫石英”号代理舰长克仁斯,将中方的态度告知了英方。克仁斯注意到,在提到紫石英号时,中方并没有用“侵入”二字,而是用了“擅自闯入”一词。克仁斯与拉福·斯玳文逊非常兴奋。首相艾德礼与海军部都准备接受这一妥协方案。解决紫石英号事件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了。

  6月23日,英内阁对这件事进行了讨论。但内阁争论后并没有作出结论,只是授权外交大臣霍尔与海军大臣贝文协商后做出决定。霍尔与贝文研究后基本达成了一致,即尽量使中方代表同意使用“不幸进入”。作为底线,可以接受“擅自闯入”,尽可能不使协议流产,并将这一意思电告布朗特。但当布朗特迟到地将底线告诉克仁斯时,已经有些晚了。在7月5日的新一轮谈判中,根据中央的决策,中方代表康矛召坚持英方必须在换文中写上“未经允许”、“侵入中国内河”并明确承认“基本错误”。

  英国内阁对此坚决反对,不承认“紫石英”号等沿江行驶是一个“基本错误”。贝文只承认是“误会”。英国政府甚至考虑将此事提交联合国讨论。内阁倾向于由布朗特替代克仁斯,直接与袁仲贤将军会谈。布朗特也愿意亲自出马,由克仁斯作递信人。但由于双方立场相去甚远,谈判陷入了僵局。

  逃跑

  由于谈判毫无成效,逃跑就成为布朗特开始考虑的一个问题。7月下旬,宁沪杭地区将有一次大的台风经过,布朗特认为这是逃跑的极佳时机。他一面让克仁斯与中方代表谈判以作掩护,另一方面积极准备逃跑事宜。7月29日,布朗特将这一决定告诉了海军部。但海军部和外交部均表示反对。外交部认为,这样冒险的行动会给英国在今后红色中国的利益,甚至可能会对英国人的生命带来严重影响。

  事实上,中共方面对“紫石英”号的逃跑,持默许态度。在无法获得英国政府的认错和道歉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不愿因此耗费过多的精力,下达了仅限于解放军前线高级指挥员知道的“紫石英”号逃跑时“沿江部队可不予拦截,而在事后发表声明予以谴责”的秘密命令(康矛召:《英舰“紫石英”号事件》,载《渡江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第777页)。但中方认为,如英国采取武力威胁方式,那就决不能让“紫石英”号逃跑掉。中共中央后来命令,如果英舰接应“紫石英”号或“紫石英”号擅自逃跑,则给予坚决打击,但在打击“紫石英”号时不要将其击沉。

  7月30日夜,未经英国政府许可,事先也未向布朗特及拉福·斯玳文逊请示,“紫石英”号代理舰长克仁斯根据不期而遇的有利时机,临时决定率舰潜逃。“紫石英”号强行靠近此时正好驶过镇江水面的中国江陵解放号客轮,以此作为掩护。当解放军发炮警告其停驶时,“紫石英”号悍然开炮,并撞沉木船多艘,逃出长江。英国外交部对“紫石英”号未经政府批准擅自行动极为不满。但布朗特决心替克仁斯承担责任。在布朗特的努力下,英国海军部发表声明,指出此次逃跑事件是“远东舰队总司令授权”。“紫石英”号逃跑后,中方反应平静,除了予以谴责,此外再无进一步反应,也不提及英国外交部在“紫石英”号逃脱后发表的声明中所说的“仍然准备在适当的级别上讨论4月事件的责任问题”。一场引人注目的国际纠纷,就这样以英舰逃逸而结束。

人多不是理由

南方周末   2004-01-08 11:09:11

   □笑蜀

   重庆井喷,数百人死亡;东北鞭炮厂爆炸,数十人死亡。时间相隔不过数日。据闻,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正在进行中,事故原因正在追查中。善后安排有条不紊。

  但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程序化、技术化的善后安排,就能寄托全部的哀痛?

  不过,我并不意外。生命的悲剧在中国本来就是寻常之事。今天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建筑业的繁荣,大小煤矿的兴旺,莫不以无数农民工的前仆后继为代价。

  也就因此,我们似乎习惯了灾难,习惯了死亡。

  不能不承认,普及生命至尊,在中国是一个极其艰巨的过程。



  抽象地谈论生命至尊,大多是欣欣然。但涉及具体现实,就另有一种景象。现实中,我们常常被告知: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人口密度过大,土地承载量过高,这些概括不过是人口过剩的委婉表述而已。人口既然过剩,那么在一些人的眼中,生命当然就往往是包袱、是麻烦了。生命至尊便由此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

  人口过剩,但不会所有的人都过剩;生命往往是包袱、是麻烦,但不会所有的生命都是包袱、是麻烦。毕竟如画江山,都为着万物之灵的人准备的。那么谁是天之骄子可以享受大好江山,谁是包袱、是麻烦,就只好以力裁决了。由此必然演绎出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紧张关系、挤压关系、排斥关系,演绎出生命的畸贵畸贱、畸轻畸重:一部分生命的显赫必须以另一部分生命的沦亡为前提。这种情况下,主张生命至尊,主张众生平等,岂非天方夜谭?岂非与虎谋皮?

  其实,我们并非别无选择。

  人多的确会造成很多困难,但困难多没有人的办法多。比如,香港的人口密度不比北京的人口密度小(2000年,北京城区人口密度为24278人/平方公里,香港的平均城市人口密度为27000人/平方公里),但所有去过香港的北京人应该都能感受到,香港行人与行人的关系、人车关系,远比北京和谐。个中缘由,当然就不在人多人少,而主要是由制度安排的差异、文化理念的差异所引致。

  可见,人多人少跟社会发展水平没有必然关系,最多只是一种或然关系。决定社会发展水平的要素,主要在于制度安排,在于文化理念。如果制度安排、文化理念能跟现代文明同步,人多造成的困难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的。如果不能同步,则即便坐拥金山,又能于事何补?君不见,人均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如伊拉克,萨达姆治下,人民照样含辛茹苦,生命照样轻如鸿毛;人均自然资源极度匮乏如以色列,人民却安居乐业,生命之尊令人瞠目。

  具体到中国来说,人多始终只是一个辅助性的问题。中国地不大——可耕地面积少,物不博——人均自然资源少;这两个方面中国不占优势,拼不过人家。不过这不是最要害。如果现代文明能够改造中国的传统体制,那么自然条件的不足是可以补偿的。但不幸,自然条件的不足而外,中国始终受到传统体制、传统文化理念的双重制约。中国惟一富余的似乎就只有人命,中国惟一可拼的似乎就只有人命了。生命悲剧之所以在中国频频发生,只能从这个角度作一个根本的解释。

  但,出路仍在。形而下的自然资源有限,形而上的智慧资源则无穷。知识经济时代,智慧资源更是决定性的资源,为任何自然资源所不逮。既然人均自然资源过于局促,难有拓展空间,就应该摒弃固有的唯自然资源论,不要只打自然资源的算盘,只做自然资源的文章;而要把突破口主要转向智慧资源,拓展智慧资源的生长空间,破除一切对于智慧资源的桎梏。陶行知先生晚年曾大声疾呼:解放人的眼睛,让人去看;解放人的嘴巴,让人去说;解放人的大脑,让人去想。五千年的文明史,以及海外华侨、华人在经济、科技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早已证明,中国人本来不笨,中国根本就不缺少智慧资源。只要照陶行知先生说的那样去做,尊重人,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心灵,中国就将拥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脑矿。这个世界上最为丰富的脑矿,将为中国之腾飞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最持久的动力。

超越“极化”思维(上)———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思索

南方周末   2004-01-08 13:07:34

  ■现在和将来的格局都可能既不是单极、两极,也不是多极,而是三者并存的新格局  ■中国人对多极化过于乐观。事实是,多极化存在多种而不是一种趋势,利弊掺杂,对世界和平与中国而言,可能有利,但也存在不利的和不确定的因素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叶自成

  “多极化”是中国外交战略、外交思想、外交原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提出的多极化战略大体包括三部分内容:1.国际政治多极化是国际政治发展的大趋势,与经济全球化一起构成了中国对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国际形势的总的判断,是中国分析和认识国际形势及制定中国自己的对外政策和战略的基本依据;2.多极化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即中国肯定这种发展趋势,认为它不仅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要积极推动多极化趋势,这构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他战略有着重大的基础性意义。多极化战略指导中国外交取得了很大成就。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今天也有必要对多极化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单极、两极、多极格局复合的国际体系

  人们总喜欢用单极化、两极化和多极化来描述世界格局。但这往往导致人们忽视这三种格局之间的复杂关系,把三者关系简单化。比如,有人说今天是单极化世界,多极化世界已经崩溃了;也有人说今天的格局已经是多极化格局。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片面性。

  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绝对的单极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有人把罗马帝国说成是单极体系,但那是有条件的,它仅仅存在于西欧体系中,罗马帝国是这个体系中惟一的支配力量,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与之相提并论。但罗马帝国从来没有影响过东亚。东亚是另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长期起支配作用的是中国的王朝。在一些西方人眼中,中国长期是东亚的单极力量,同样因为在这个体系中,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与中国比较。但中国的单极世界,也仅仅是就东亚体系而言。所以,就西欧和东亚来说,存在两个单极世界,但从整个世界来说,有过罗马帝国与汉唐并存的两极世界,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单极世界。

  后来的英帝国时期也是一个类似的体系。就18-19世纪英帝国的综合国力而言,它可以说是单极力量;但就欧洲体系而言,英国从未统治过欧洲大陆,俄、法、德、奥都是强国,是一个多极体系,英国是多极体系中的单极;而就整个世界体系而言,在1800以前,中国的清朝在东亚也可以说是一个单极体系,它的经济实力在很长时期内远超英国。保罗·肯尼迪认为,1750年,英国的工业生产只占世界工业产量的1.9%,而此时的中国生产世界产品中的32%;1800年,英国的产量占世界的4.3%,中国占33%。一直到1860年,英国占19.9%,中国占19.7%,英国才第一次超过中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认为,1820年的世界GDP总量,按1990年时的国际美元来计算,中国为1992亿美元,为世界第一,中国占当时世界GDP总量的28.7%,比印法英三国总和还多。所以,清朝与英国在一段时间内又构成了世界的两极,直到清朝1840年被英国打败,这种两极体系才结束。所以,就18-19世纪的世界体系而言,它有单极,有两极,也有多极,是一个三种格局同时并存的格局。

  冷战时期也是如此。一般来说,二战结束到1960年代,是典型的两极体系,美苏两个大国称霸世界,各自成为“东西方两个世界”的领导力量。但这种格局在1960年代中后期发生了变化,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和新兴民族国家的发展,在两极格局中出现了中国、印度等不为美苏两国控制和影响的大国。尼克松在1967年提出世界出现了五大力量中心,就是多极格局的开始。先是出现了中国这一相对弱小但却独立的一极,构建了那个时代的“中美苏三角”。到198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力量被日本超过,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一方面加强了多极化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力量的相对持续增长,美国拉开了与苏联、日本、欧洲的距离,两极格局到冷战末期已经不是相对平衡的两极,美国的力量大大超过了苏联。因此,冷战以两极格局为主,但又发展出多极化趋势,并包含了美国单极化的趋势。

  所以,从历史上看,单极、两极、多极都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更不是完全排他的、完全对立的。

  从过去的历史来看,认为今天的矛盾是单极与多极的矛盾、世界格局注定要演变为多极格局,并没有历史的根据。相反,很可能出现的趋势是相对的单极、两极与多极的并存,三者或其中的两者同时并存,长期和平共处,在一超多强格局长期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有时单极倾向突出,有时多极趋势明显,或者此消彼长、互有消长,或者共同消长、共同进退。

  从这种历史观念出发,认为今天已经是美国的单极化时代,或者认为今天已经是、或者今后必将是多极化时代,都是单向思维,而世界格局的现实很可能是多重结构并存,所以,人们过多地争论是单极还是多极,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因为两者虽然有矛盾,但并不完全对立,可以共处共存。

  多极化存在多种趋势,利弊掺杂

  现在中国许多人在谈论多极化时,往往乐观地认定多极化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有利,也对中国有利。这其中包含了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单极、两极不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对中国也不利;第二个假设是多极化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更有利,对中国更有利。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来看,这两个假设都有片面性。

  第一个假设,单极、两极不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对中国不利并没有完全得到历史的证明。  就相对的单极而言,正如前面所说,存在过两种不同的相对单极体系,即罗马帝国的西欧体系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体系。从东亚体系来看,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体系内没有任何对手,而且更由于中国建立起了虽不平等但却相对宽容的朝贡体系,中国用大量的物质财富换取体系内国家对中国主导作用的承认,因此,中国基本维持了这个体系的稳定与和平,没有发生过类似西欧三十年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在这个单极体系中,它对中国有利,对体系内的国家也有利。

  就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体系而言,两极导致对霸权的争夺,但由于两个超级大国各自控制着一定的核心区域,所以竞争主要是在两个体系之外的地区展开,而在各自的核心区域内,则维护了相对的和平与稳定,而且由于核均势的存在,世界处于相对和平与稳定状态,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这种局面为许多国家带来了发展的机会,比如,日本和西欧国家,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在这种两极格局下得到了发展。

  对中国而言,两极体系虽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甚至是一些屈辱,如台海的分裂状态,以及美苏其他一些损害中国主权的行为。中国的国际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对中国不利的。但客观地说,中国也从两极相对稳定的格局中获益不少。中国通过与苏联结盟,利用苏联的援助很快建立了中国独立的经济体系和国防力量;而此后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则使中国走上了对外开放的道路,使中国得以利用西方的外部资源迅速推进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中国正是在两极格局的相对稳定中,奠定了后来能够成为单独一极的基础,开始了中国历史性的崛起进程。

  因此,两极格局对世界而言,虽然战争和冲突不断,但没有发生大的战争,世界大体维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对中国而言,两极格局也是好坏参半,中国甚至可以说是得大于失,不能说两极格局对中国多么不好。

  冷战后出现一超多强的格局,美国推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破坏了世界和平与稳定。中共十五大曾指出,霸权主义是破坏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但另一方面,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其主要的推动力量仍是美国,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虽然不平等不公正,但也给一部分国家带来了发展的机会,尤其是东亚的许多国家;对中国而言,美国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上使中国面临更大的压力,但中国也从这种格局中争得了自己应有的利益。有人认为中国是美国推动的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这种说法虽然太过夸张,但中国的确由于把握了经济全球化的机会,从而发展了自己,中国吸收了大量的外资,长期保持了较高速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在综合国力的提高上,中国都有较好的成就。

  所以,单极、两极格局对世界和平与稳定不利,对中国不利的假设,并没有足够的历史事实的支撑,与现实相比较也难以下定论。

  第二个假设,即多极一定比单极和两极更能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对中国一定更有利也存在同样问题。

  首先,从历史角度来看,多极格局有时的确能在相对长的时期内维持世界和平与稳定,但许多情况下也会激化矛盾,引发大规模战争。

  在欧洲历史上,经过18世纪前半叶的一系列战争,欧洲形成了英法奥俄普的五强格局。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多极体系,这五个国家各自独立,但又相互制约,没有一个国家能起支配性作用。它维持了不到40年的相对和平,这一平衡为拿破仑帝国打断。在一系列的战乱之后,欧洲再次恢复了以英法奥普俄五强为中心的格局,形成了维也纳体系。维也纳多极体系在均势原则基础上又增加了协调原则,大体上维持了欧洲近百年的和平。但是,五极体系后来演变成德奥意三国同盟和法俄英同盟两大对立阵营,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19年的凡尔赛体系,构建的也是一个多极体系,英、法、德、苏俄、意、日、美等强国演变成德意日集团和英法集团,最后多极的矛盾再次导致了世界大战。  多极体系在维也纳体系时期对维护欧洲的和平与稳定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多极体系也是爆发两次大战的主要原因。因此,认为多极比单极或两极更能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不能完全得到历史的证明。

  从现实来看,今天的国际政治与过去有根本的不同,今天的多极不是当年欧洲列强的竞争性多极,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能力完全控制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因此也不能完全排除重演欧洲竞争性多极的可能性。至少可以说,现在多极化的趋势存在着不确定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多极化的形成可能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有利,也有可能对此不利。对中国也同样如此。

  多极化的最大好处在于它能反对单边主义,阻止任何一个大国主宰国际事务,形成国际局势中相对制衡的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确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趋势和可能。现在的多极化趋势并没有完全排除竞争性多极的可能性,成为一极的欧洲、俄罗斯、日本、中国和美国的相互关系可能是很复杂的,也有可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不利;对中国来说,多极化趋势发展也有两种可能:中国成为一极,能提高中国的国际作用,如果其他几极也能与中俄合作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能减轻美国对中国的压力,这对中国是有利的。

  但是这其中也有不确定因素。从现在情况来看,最不确定的因素是如果日本摆脱美国的控制和影响,成为真正独立的一极,它与中国的关系会是什么样的,现在很难预料,也可能对中国有利,也可能对中国不利;印度是否成为一极,现在不好说,现在多数人预料印度具有成为一极的较大的可能性,那么成为一极的印度与中国是什么关系,是否会出现有人担心的美日印联手制约中国的情况,现在也不能完全排除。因此下结论说多极化对中国就一定有利,也没有足够的根据。(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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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汉王城!2000年的文化!

  刚才在央视新闻里看到,由于今年黄河特大河水,“汉王城”因此已岌岌可危,西城墙已完全坍塌,南城墙离西端距黄河河道不足30米,已开始出现裂缝。电视上,从汉王城遗址向下望去,只见东去的黄河水在这里拐了个弯,变成了一个南北走向的河,河水直冲汉王城遗址所在的广武山。在城墙北侧的斜坡上,一堆堆灰白色的土正缓缓向下滑动,不时有大块大块的黄土坠入黄河,几处山体裂着宽大的“嘴巴”,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按现在的黄河水量,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汉王城及其附属的张良城将完全被河水吞没,这处2000多年的重要历史遗址将永远消失!

  当地村民现在每天一大早就成群结队地往正在坍塌的汉王城遗址赶过去,希望再多看几眼,看一眼少一眼了。“我们这的人出去后人家问你从哪来的,我们会很自豪地说,汉王城来的。可是以后汉王城就没了。”村民说话时,眼圈是红的。荥阳市文物所所长陈万卿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扛着照相机努力地多拍几张照片,记者采访时,他摇摇头,哽咽道:“不要打扰我……我抓紧多拍一些,以后还就没有了。”

  “如果汉王城真的没有了,你会怎么样呢?”

  “真的没有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奔走呼吁,一定要阻止黄河冲刷汉王城。如果我能用血肉之躯堵住黄河的水,我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如果真的坍了,我们就是2000年的罪人!”

  陈万卿现在每天写日记,记录现在这段历史,准备将这些记录编辑成册,名为《汉王城坍塌大事记》,说,保不住城,也要保住文字资料,留给后代。



  刚才在网上查了些资料。位于荥阳市城东北约17公里黄河南岸广武山上两座遥遥相对的城址,是秦汉之际刘邦和项羽为争夺天下割据对峙的地方,西为刘邦所筑,称"汉王城",东城为项羽所筑,称"霸王城",二城中隔"鸿沟"。中国象棋盘上的"楚河、汉界"即指此地。两千多年来,由于黄河的不断冲刷,汉霸二王城的北部均有一部分城垣坍入水中。据1980年实测,残存汉王城城墙东西长约530米,南北长190米,霸王城城墙东西长400米,南北长340米。1986年,被列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汉王城遗址一带属黄土堆积区,土质非常疏松。一旦遇到大的水流,松软的黄土很容易"随波逐流"。近期由于黄河水情变化导致黄河水道在此突然由原来的东西流向改为南北流向,加之今年黄河水量较大,流速较快,特别是河头向南直撞南岸山根儿,松软的汉王城城墙根部山体在强大的水流冲刷下,不断塌落、滑坡。和汉王城处于一条水平线上的霸王城,由于其山体底部根基是比较坚硬的红礓石,虽然也被侵蚀,情况稍好。

  为何网上到处是花样繁多的专题,而并没有对于这一事件更多的关注。从11月2日群众发现开始出现山体塌方以来,到12月底,一共塌下去200多米了,现在更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网上也没有最近时间的报道

  我们是不是该静下来思考一下怎么同自然界“和平共处”了。从建国以来一系列黄河的建设失误,直接导致现在黄河水情年年告急!不是洪水就是干涸。母亲河已经奄奄一息,长江又在大兴土木搞“三峡”,是悲是喜我这辈子还是别看到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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