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os Dai’ Blog No excuse, no panic

　　235年前，“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
　　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在其著作《叫魂》中记述了发生在清乾隆三十三年的那次流言——“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
　　当时，这个口耳相传的流言，从江南启程，北上西行，在半年最终覆盖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影响了12个省的社会生活。


　　“叫魂”充分地展现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社会民众的心理意识———面对不确定危险时，表现出无法控制的惊遁”。
　　让人难以预料的是，在事隔235年后，一个“婴儿初生就说话，放鞭炮驱非典”的流言版本在中国的14个省份传开，并且在几天内达到高潮。
　　从已经公开的报道看，流言约在5月3日左右大规模出现，较早集中在两湖地区，湖北省潜江仙桃一带和湖南的宁乡望城一带版本比较一致，均称当地“一婴儿出生即能言”，“多年哑巴开口说话”，称家家户户必须放鞭炮烧香除非典。
　　5月4日开始，此流言在湘鄂两省全境传播。其中株洲的流言包括一刘姓哑巴十几年来首次开口，说出防非典秘诀后猝死。
　　5月5日开始，流言越过省界，通过电话向周边省传播。奇怪的是，留言的版本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被“接近化”———“婴儿出生地”和“哑巴所在地”被就近落实到传播者熟悉的乡镇，衍化出更“可信”的版本。
　　5月6日是立夏，此流言达到顶峰：当日，安徽宣城、阜阳、亳州、六安等市传开流言，大放鞭炮。合肥地区还流传“雷公打死了蛇龙，当地即将地震”的谣言。
　　当日傍晚，广东汕尾和梅州地区部分乡镇传开流言，称说话婴儿生在梅州。
　　当日，江苏高淳县一个叫余仕飞的村妇接到云南老家电话，当地当日开始流传此流言。
　　当日，贵州六盘水等地出现流言，当晚市区几乎家家燃放鞭炮。
　　当日，山西朔州大同等地区出现流言，部分乡镇大放鞭炮，当地增加了“在门框上挂两把草药防非典”的流言。
　　当日，陕西西安部分地方出现流言，只是“说话婴儿”的出生地多达4个版本。
　　当日傍晚，福建省、江西省、云南省境内部分地区出现流言，燃放鞭炮驱非典。
　　5月7日凌晨，四川成都部分乡镇出现流言，“必须在7日凌晨两点前喝绿豆稀饭才防非典”。
　　5月7日，广西南宁、武鸣、凭祥等地出现流言，流言被更改为“天等县一妇女怀孕两年生子说话，说完就死”。
　　5月8日晚，浙江缙云、东阳、永康等地出现流言，传言者称“从安徽人处听说”，部分地区鞭炮脱销。一天前在浙江嘉兴的流言中，当地的“说话婴儿”变成双胞胎。
　　从5月6日开始，各地政府开始公开辟谣，并试图寻找和处理流言传播者。
　　从5月9日开始，流言传播衰减。
　　此流言至少传经中国的14个省份，其间只用了4天时间。而235年前的那次流言，共传经中国的12个省份，自秋而冬历时半年。

　　本报记者、特约撰稿人授权本报声明：本报所刊其作品，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申请转载、摘编者请发传真至020－87370368或发电子邮件至nfzmcopyright＠vip.sina.com。

　　向春  制图

《传奇》中的虚拟主角一定无法知道，它掀起了怎样的现实世界的波澜


　　这是世界上投入产出比最“划算”的新兴产业之一，这是“每天睡觉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收入”的产业，网络游戏正从虚拟的世界奔突而出，在经济、文化乃至人的内心中体现自己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网络游戏的现实身份


　　□本报驻京记者  师欣

　　网络游戏界近日最热闹的新闻莫过于新浪乐谷与盛大网络之间的“口水战”。针对乐谷的“传奇沙巴克城主大募集活动”，两个“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不惜撕破脸来唇枪舌剑。乐谷开展的这项活动主要针对的是《传奇》里的高级别玩家——沙巴克城主，他们中的前2000名可免费获赠50级《天堂》游戏的高等级账号进行冲浪体验。
　　认为抢饭碗抢到自家头上的盛大网络义愤填膺地发表声明，谴责这种有悖商业道德和法律的行为。乐谷则是振振有词：网络游戏市场逐步走向成熟，不可能再是一枝独秀，谁都有权分享这个市场，应该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
　　一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论，围绕的是一块在国内市场目前价值高达10亿元人民币的蛋糕，而且其升值前景巨大。尽管新浪投身网络游戏为时稍晚，不过基于自己雄厚的背景，信誓旦旦要在2到3年内占据该市场份额的前两位。作为纠纷另一方的盛大则是国内游戏界的领头羊，自然要捍卫“在中国居领先地位的互动娱乐企业”的地位。
　　争论随后不了了之，乐谷忙着推广《天堂》，盛大则期待《新传奇》5月份再掀市场传奇。
　　这个被著名IT精英丁磊称为“世界上投资最少的产品”、“每天睡觉都可以有成千上万的收入”的产业，使去年初一度面临在纳斯达克暂停股票交易的网易公司，在今年1月摇身变为三大门户网站中股价涨幅最大的上市公司，作为两大发展动力之一（短信和游戏）的网络游戏立下汗马功劳。现在网易公司既做网络游戏代理，也有自主研发部门。搜狐也在5周年庆祝会上发布代理韩国游戏（骑士）的消息。
　　三大门户网站都挺进了游戏界。
　　据一份来自美国某市场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截至2002年底，全球电子游戏产业将形成1000亿美元的巨大市场，而就当前电子游戏主要六种游戏环境进行划分，网络游戏便是其中一种。
　　网络游戏，顾名思义，就是借助网络平台独立操作或与其他团体共同操作的娱乐活动，它把对人们个体生活的虚拟演变发展成对社会生活的虚拟。网络游戏分为社区类和竞技两种类型。在网络游戏中，人们不再是简单执行游戏程序，而是在创造游戏生活。
　　2001年堪称中国网络游戏的一个纪元，国内网络游戏开始走向大众化。单就盛大网络发展的传奇经历，就足以证明这是一个庞大而蕴含无限商机的市场。这家成立于1999年11月的游戏运营企业，截至2003年1月，其网络游戏产品的累计注册用户数已经突破7500万，最高同时在线人数达到80万人。而且今年3月4日，盛大网络成功融资4000万美元，表明中国的网络游戏行业已经进入高速增长时期，
　　盛大网络代理的是韩国一款二线游戏，但从经营历程看，其核心竞争力并非在游戏本身，而是盛大销售渠道的建设以及市场的推广。但盛大与韩方长达近半年的争执，以至于今年年初韩国单方面终止协议，也引发对游戏代理的思考。
　　目前中国市场上，韩国的游戏产品占到90％，无力自主开发的国内游戏运营商们，在引进游戏签约时要支付一大笔费用，日后还将经营收入按一定比例交给韩国开发商。有业内人士透露，这个比例通常为25％，有的已高达35％。市场越做越大，怎么能甘心把自己辛苦销售做大的蛋糕，源源不断地拱手送给人家呢？吸取盛大的教训，乐谷采取与韩国联合投资成立公司的模式，并且很多国内公司开始着力培养自己的研发队伍。
　　虽然网络游戏在某种程度上杜绝了盗版，但随之而来又引发一些新问题，譬如外挂、私服。有利益，就有非法牟利者生存的土壤或觊觎空间，而由于知识产权上对这块儿约束仍旧是空白，使得运营商在面对私服时，感受到无可奈何的创伤；使玩家在遭遇外挂时，游戏公平自由的空间被打破。
　　我们现在的游戏公司注重的是小城市和大省份周边的中等城市推广，所以网络游戏在南方一带城市显得更为火爆。由新浪网游戏频道的编辑王宁提供的数据，足以说明这个市场的近两年的发展魔力：网络公司，去年80％－90％都在做网络游戏；前年同时运营的游戏有6个，去年变成60到80个，今年则是110个左右；运营商差不多也由前年的6个变成现在的80个左右；两年前，在新浪网上刊登招聘游戏制作的广告，同时也就3家，现在有30多家。
　　游戏要赚钱，核心就在于用户玩得时间长，和吸引大规模用户的群体。基于这点，玩家总结的观点是，不动脑的游戏可以玩得时间长，进行一些简单重复，对体能消耗要少。
　　挑战性对游戏设计显得非常重要，目前单纯做任务的网络游戏少，大部分都是练功升级，没有固定的剧情，自由度比较大，主要在于人和人的交流。因此人性在里面发挥得淋漓尽致。“玩到最后玩的就是尊严，在网络上找到自我，存在一个认证的问题。”从而网络游戏也有其发展规则：一个社区和一个自然规律，打怪物提升等级永远占据主导。
　　我们大众媒体面对网络游戏总是一面倒，更多关注的是游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实某些时候游戏的表现是更为中性的。中国社科院郭良曾撰写《电脑游戏在中国》一文，也提到，根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类研究，网龄短的人，可能会较多地沉溺于网络游戏或者娱乐，而使用网络超过3年的人，则会把更多的上网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习、工作和搜集资料上。这应该是上网人的共同规律。同时他指出中国完全没有良好的娱乐引导方式，玩毕竟是天性。正如国内一些成年玩家总结：“游戏中人与人之间有一段联系，往往比现实生活中相处还容易，就像以前读书时的兴趣小组，大家志同道合。”
　　其实游戏世界就像是现实世界的镜子，反映出人在现实世界的心态，国外游戏世界讲究合作精神和诚信，严格扮演角色特征。而国内则普遍缺乏约束力，大都表现得较为疯狂，追求江湖情结，无论什么游戏背景，都能摇身变成江湖。
　　其实，网络游戏本质上只是个平台，可以看做未来生活虚拟化切入点，而绝非娱乐那么简单。我们正在走向虚拟化生活：在游戏世界里我们发生了交易，开始网络支付手段。很多事情不再实物去做，可以替换成代码进行交易，就像美国电影《骇客帝国》里所展现的平行世界，同时在游戏这个平台上，可以选择插播新闻时讯等等传播方式，因为它完全是开放式的，关键看你如何去操作。
　　游戏发展下去，也有多种发展方向和利益模式，如果仅仅把它单一地理解成为娱乐，则忽略了这个平台的生命力和延展的空间。
　　（《大众软件》杂志社汪铁对本文提供了帮助）

　　我觉得观众喜欢《走向共和》可能还是电视剧所提供的一些新的历史观点，对我们以前在教科书上看到的人物进行了新的评价的阐述，比如袁世凯、李鸿章等人物，以前有一种对他们的定论，这次我们对他们的评判不是以道德为标准的，而是以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中起到的推动作用来评判的，相对来说，方式和角度比较新颖。
　　———《走向共和》导演张黎


　　4月，一部名为《走向共和》的电视剧引起了全国观众的注意。该片为孙中山、李鸿章、慈禧、袁世凯、光绪、康有为等塑造了全新的影视形象。
　　《走向共和》是原《雍正王朝》剧组主创班子的又一次合作。《雍正王朝》的播出创下了中央电视台当时的最高收视记录，在海内外市场大获成功。《雍正王朝》的完成用了3年时间，《走向共和》用了4年。
　　刘文武是《雍正王朝》的首席投资人，在全部投资中占了九成。《雍正王朝》成功以后，觉得自己在影视上大有可为的刘文武，理所当然地想要接着搞下一部电视剧，为此辞掉了海南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的职务，告别图书出版，在北京注册成立了一家名为同道的文化公司，专门从事影视制作。
　　1999年3月，公司成立。刘文武想克隆《雍正王朝》的成功，再做一部无论是在内涵、思想、品质上，都要超过《雍正王朝》的电视剧。与他合作过的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佳明向他提议，搞一部有关晚清外交历史的电视剧，这段历史是中国近代的伤口，导致封闭的大门被迫对外开放，这个过程中，世界开始进入中国，中国艰难地开始融入世界，社会发生巨变。
　　在北京，刘文武遇见了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主任高建民，高向他提议搞一部有关民国风云的电视剧。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变化最复杂最丰富、变革最大的时期。
　　刘文武决定把两个朋友的建议合起来，搞成一个有关清末民初的大戏。
　　由于完整、全面反映描述这段历史的文学作品不多，这就意味着这部电视剧只能是捏土为泥、聚沙成塔，全部依靠原创。考虑到历史剧的宏大和全景性，在与总策划之一、长沙电视台台长罗浩商量时，两个人同意选择从未写电视剧的编剧盛和煜写剧本。盛和煜是湖南湘剧院的专业编剧，是曹禺戏剧文学奖获得者。
　　在这一年里，刘文武、罗浩、盛和煜到处寻找有关这段历史的书和资料，进行大批量的阅读和研究讨论。在读了《剑桥中国史》等近6000万字与晚清民国有关的历史资料以后，3个人确定了电视剧的主题线索：以晚清民初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社会政治生活为主要内容，以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精英为中华民族寻找出路为主题线索，塑造出一批逼近历史真实的人物群像，写出走向共和历史进程中的几个重要台阶。
　　因为盛和煜的认真，剧本的进程非常缓慢，刘文武决定再找一个功力深厚的编剧加入到《走向共和》里来。在与国内的一些编剧聊的同时，刘文武读到了张建伟的5卷《晚清历史报告》，发现自己思考的很多问题在书里有了结论。张建伟是《中国青年报》的主任记者，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报告文学作家，此前也从未写过电视剧本。
　　刘文武决定请张建伟加盟编剧。盛和煜、张建伟进行分工，盛和煜负责晚清部分的剧本创作，张建伟负责民国部分的创作。
　　由于题材的敏感性，加上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分寸把握，为顺利通过剧本审查，专门聘请文选德（湖南省委副书记）和李牧（当时的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等作为顾问进行把关，剧本每写完5集，被马上送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仲呈祥、李准的手上，由他们对剧本进行审读，提出的意见及时被反馈到编剧手上。如此反复，经过4次重新修改以后，剧本终于获得通过。
　　在确定由张黎执导之前，刘文武也把目光投向了大牌导演和当红演员，和其中的一些人有过接触。在接触交往过程中，刘发现了合作当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成名以后的导演和演员自我个性很强，不能与创作班子的思路吻合，而且这些人已经形成了顽固的思维模式和自己固定的艺术风格，要突破自己，很难。另外，如果请大牌导演和当红演员，价格太贵，而且付出高片酬未必有高质量的艺术回报。
　　出于种种考虑，根据已有的经验，刘文武在导演、演员的选择上确定标准：不重名气重实力。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文武为自己选择张黎为导演感到得意：“当时我就觉得他水平很高，现在可以说张黎是全国最好的导演。”
　　张黎曾经是《雍正王朝》的艺术总监。在影视圈内，张黎更多的是作为一名摄影师为人所知晓。张黎先后担任摄影的影片有《一声叹息》、《大腕》等作品。2000年的时候，他摄影的影片《横空出世》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
　　《走向共和》是张黎导演的第一部电视剧。此前，张黎曾作为副导演参与执导了影片《红樱桃》、《红色恋人》。但是当导演，还是第一次。《走向共和》在画面上的精美讲究，与张黎有着直接关系。由于《走向共和》历史跨度大，人物又是历史上的大人物，因此在拍摄的时候张黎采用了将电影镜头与电视的高清晰技术相结合的方法，特别注意表达凝重感和历史的厚重感。近4年时间里，除了帮冯小刚拍了一个电影《大腕》，张黎的心思和时间基本上都用在这个电视剧上。
　　上任之后，张黎与主创班子决定，所有的演员全部试戏，谁好用谁。结果选中的演员大多数来自艺术剧院，都有着丰富的表演经验。
　　主要演员都经过主创班子的全体认可以后才得以确定。在选演员的时候，力求神形皆似。在选定的演员当中，可能除了张之洞原形不太像外，李鸿章、慈禧、孙中山、康有为，包括段祺瑞都很形似。
　　在《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出场的年龄就70岁了，为了寻找一个年龄相配，富有艺术造诣的演员，编导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遴选，最终确定了原青艺69岁的王冰，王冰曾经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话剧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主演保尔·柯察金，在当年引起过轰动，另外，80年代王冰在话剧舞台上扮演过蔡锷，对清末民国年间的这段历史非常熟悉。王冰身体不好，而且20多年没有演戏，因为《走向共和》而重出江湖。跟着剧组拍了七个月的戏，一直没离开过。
　　慈禧选择的是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吕中，她虽年过六旬，却一直活跃在舞台上。她饰演的慈禧不再是狠毒凶残、不食人间烟火的女恶魔形象，而是表现出了人物人性化、有感情的一面，有血有肉，将她还原为一个女人，一个政治家。为演好这个角色，苦读剧本的吕中因准备过程的高度紧张而大病了一个月，制片方一直等她康复以后才开机，让吕中感动不已。
　　袁世凯选到最后选中的是外形帅气的孙淳。孙淳这些年扮演的大多是都市型的、有文化的中年男性形象，和历史上的袁世凯相差甚远，但据史料记载，袁世凯生就一双美目，孙淳恰好符合这个条件。孙淳为了从外形上接近袁世凯，不惜“增肥”30多斤。后来拍完了又减了30多斤，如此反复，身体给减出了一场大病。
　　一部《走向共和》，拍了九个月。在北京大兴搭建了全国最大的室内摄影棚，所有的内景都在9000平方米的大棚里拍摄，袁世凯的总统府、李鸿章的宅院、慈禧的皇城等都在这里搭建完成。外景更是踏遍了大江南北，民国戏在上海完成，日本戏在广东中山完成，战争戏在青岛、莱芜完成。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在青岛还动用了大批军舰真实地还原甲午海战的悲壮场面。
　　从《雍正王朝》获得的高回报不同，虽然《走向共和》火了，但是实际的投资人刘文武并没有赚到什么钱。据刘文武的说法，《走向共和》的全部投资是4100万，刘试图把成本控制在每集55到60万之间，后来发现在拍摄过程中实际成本达到了70万一集，而原来定好的是以每集75万的价格将所有的权利一次性卖给中央电视台。加上税收和自己公司的办公成本，刘文武不仅没有赚钱，反而亏了近100万。
　　卖给中央电视台的理由是希望能够在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把电视剧的品质做好。
　　“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做一件事，就花心血把它做好，让自己满意。电视剧是一个集体合作的艺术，认真是成功的关键。我觉得电视剧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有一流的专业基础非常强的人来进行组合，一定要是最优秀的，否则要想做成精品太难。开拍之前，在编剧、制片人、策划每人桌子上面前放一份剧本，然后找一个工作人员念，凡是多余的字都去掉，我们自己看电视剧的时候感到反感的地方，要在这个戏里面消失。”
　　刘文武总结说，“这回赚的只是名声和制作经验。我下一部电视剧决不能这么干了，现在的电视剧形势不是太好，必须控制成本，没有利润是在这个行当里维持不久的。”
　　“1999年3月开始筹划、编剧，2001年10月4日正式开拍，一直到去年7月28日停机。可以说我们投入在这部剧上的精力起码是《雍正王朝》的两倍。”张黎说。
　　时间跨度为80年，出场人物达270多位，59集的《走向共和》4月9日起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档播出。

“我们的原则是只写大人物，不写小人物。”《走向共和》编剧之一的盛和煜说。李鸿章和慈禧（左图）、孙中山和袁世凯（右图）是剧中最大的大人物。

 

慈禧	李鸿章
袁世凯	孙中山

　　“福远渔225号”渔民临死前惨呼———
　　“海盗向我们开炮！
　　国际海盗对我国远洋渔民侵袭加剧

福州永丰远洋渔业公司的远洋作业路线

向春  制图

　　2003年3月20日凌晨4时10分，福州永丰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所属的拖网船“福远渔225号”在斯里兰卡海域遭到8艘海盗船的炮击而沉没，造成17名船员失踪或死亡，其中有15名中国船员。这是自1999年11月“长胜轮”事件后，中国渔民又一次遭受国际海盗凶残攻击。海盗，在中国人眼中本该是“挂着骷髅旗，戴着黑眼罩”的传说中人物，但随着中国远洋渔船作业范围的扩展，和部分国际海域不安全因素的增加，各类国际海盗的狰狞面目正逐渐地清晰化，真实化。远航异国他乡，中国渔民的处境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本报驻沪记者  刘建平
　　突如其来的屠杀
　　尽管悲剧发生已过去一周时间，记者仍从当事人的描述中感受到那个血色清晨的残酷：
　　斯里兰卡当地时间2003年3月20日凌晨，北纬9.38度，东经80.51度斯里兰卡东北部穆莱蒂武海域雨雾弥漫，中国渔船“福远渔225号”船员陈恭华和陈恭佑弟兄俩在拖网旁值班，其他船员大多已休息。
　　这是一条约700吨位的拖网渔船，上有23名中国船员和3名斯里兰卡当地船员，此时距离海岸线16海里。
　　凌晨4时10分，船长刘用强被几声枪响惊醒，他一跃而起，刚刚推开舱门，就被一股巨大的气浪给推了回来。甲板上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顿时，“福远渔225号”上火光冲天，船身开始剧烈地震颤。
　　“海盗向我们开炮！”几名船员声嘶力竭地喊叫着。
　　船载高频电台被火炮击毁，船上的通讯中断。有人看到二管轮林珠被击中，老板陈金平把他拖到甲板上，脱下衣服给林珠包扎。
　　陈金平打开扫射灯。船员们惊骇地看到，黑漆漆的海面上，八九艘小舰艇正在朝他们开火，用的是火炮和机枪。
　　用来制冷的氨库开始泄漏，负责开氨机的黄祖兰和其他几名船员被氨气当场熏倒。刘用强看到，一发炮弹在船上爆炸后，一些倒在地上的船员顿时消失在他的视野里。炊事员刘章华在跑回船舱的途中被机枪扫中，当场身亡。
　　船员们开始纷纷跳海。船员陈恭佑不会游泳，慌乱中也找不到救生衣，情急之下，抱起一个东西就跳了下去。刘用强带着几名船员找到了一只救生筏，就在此时，一发炮弹在他们的周围爆炸，刘用强的脚部被炸伤。
　　此时，腿部已经中了一枪的陈金平在甲板上用英语朝海面大喊，“我们是中国人！这里是中国渔船！”对方未加理会。
　　有人发现，袭击者多数是女性；而船上一位斯里兰卡籍生还船员事后声称，袭击者操泰米尔语。
　　陈金平最后一个跳海逃生。在一只救生筏旁，大约有十几个人在海水里挣扎。陈恭佑跳下海的一刹那，尽管死死抱着漂浮物，整个人还是全部沉了下去，他连呼救命，大口呛着海水，不久便昏迷过去。
　　但海盗并未放过他们，四艘小艇晃动着射灯朝救生筏的方向开了过来。
　　船员蔡永强穿着救生衣，救生衣的反光使他最先被发现，一阵扫射，蔡永强当场身亡。
　　有人听见陈金平大吼：“我是老板，不要伤害他们！”回过头，陈命令船员：“快把身上的救生衣全部脱掉！”
　　机枪仍在不停地扫射。船员蔡加凤的肩膀被子弹打穿，刘用强将他拖上救生筏后，回头一看，陈金平的头部已被子弹击中。
　　20分钟过后，“福远渔225号”的船身开始倾斜，巨大的桅杆倒向海面。
　　袭击者扬长而去后，刘用强、陈恭华和几个水性好的船员潜出水面，哭喊着同伴的名字，黑茫茫的海面上一片寂静，没有任何回音。经过清点，救生筏上连同身受重伤的船员只剩下8名幸存者。
　　雨雾依然没有散去，黑暗中船员划着救生筏开始寻找在附近海域作业的姊妹船“福远渔226号”。从凌晨4点多钟，到晚上7时20分左右，在海上漂流了将近15个小时的8名生还者，终于被“福远渔226号”的船员发现。一上船，船员们便抱头痛哭。
　　北京时间当天晚上21时30分，“福远渔226号”上的船员在电话里哭着向公司的副总经理陈振禄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陈振禄随即向平潭县政府和福建省有关部门汇报了情况，请求立即与斯里兰卡方面交涉，寻找失踪人员的下落。
　　与此同时，得以生还的船员开始与家中的亲人联系。接通电话后，许多船员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只是不停地抽泣。前去处理的中方人员发回的消息说，事后一些陆续打捞上来的尸体严重残缺，有的只有半张脸，其状惨不忍睹。
　　在这次袭击事件中，15名中国船员失踪或遇难，其中14名来自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
　　为什么跑那么远打鱼？
　　3月28日，记者来到平潭县。在离平潭岛两海里的东庠岛上，一共有6名当地船员遇难。
　　在平潭，很少有遇难者家属能说出斯里兰卡确切的地理位置，对于南太平洋上复杂的政治图谱以及海盗盛行的情况也一无所知。
　　在澳前镇潭报村家中，遇难者李兹强的遗像放在堂屋的正中。一抬头，记者发现墙上还挂着两张用黑框镶着的年轻面孔。
　　村民们告诉记者：“他们家兄弟5个，已经在海上死了3个了。老二李兹华在海上遇到了台风，老三李兹堂在台湾的渔轮上打工时发生了事故。”老四李兹强是家中第一个去远洋渔轮上打工的人。
　　李家三兄弟的死亡顺序勾画出了沿海渔民的求生轨迹———从近海到远洋，他们越走越远。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平潭渔民在家门口已经很难打到鱼，四处寻找出路。这里距离台湾只有60海里，到台湾的远洋渔轮上谋生十分方便，但受到两岸关系的影响，到台轮打工后来被逐渐禁止。
　　遇难者林庆城的邻居陈仁有过在台轮上工作的经历。他的一只脚被砸成了粉碎性骨折，2002年回到了家中。他说，在台湾的船上干活，一天常常要做16个小时，老板也不会管大陆船员的死活。大陆船员常常因为受到虐待和台湾老板发生冲突，现在，台湾的老板也不再怎么想用大陆的渔工了。
　　从1985年开始，当地政府开始扶持沿海渔民发展远洋捕捞。在平潭，经过几年的发展，到1994年时，私人合伙购买千吨远洋渔船已经司空见惯。该县远洋渔轮的数量在这一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的60多条。这些渔船几乎全部选择了南亚沿海国家海域。
　　但远洋渔轮的高风险逐渐凸现：1997到1998年间，平潭县耗资过亿元的几条远洋渔轮在缅甸海域作业，受到当地政局的影响，当局对国外渔船的政策突变，这些渔轮出现了严重亏损。类似情况在南亚国家不断发生，迫使远洋渔轮试探着到更远的海域作业。
　　以“福远渔225号”的作业轨迹为例。1999年1月，“福远渔22号5”开始在巴基斯坦海域作业；2000年11月，转航到达印度海域；2001年6月，前往索马里海域；2001年9月，返回斯里兰卡海域。
　　福建远洋渔业集团工程师吴林祝满告诉记者，国家扶持远洋捕捞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沿海渔民的出路。但国内并没有真正的大洋性远洋捕捞，仅发达国家渔场对环保的要求，国内的远洋渔轮没有一条能够达到条件。目前技术设备只能在一切欠发达国家的近海渔场作业，这些国家政策相对波动，有些地区还处于政治动荡，大大增加了中国渔船的风险。
　　他说，“‘福远渔225号’在巴基斯坦和印度海域时因为入渔国突然毁约而被迫转航，在索马里，其姊妹船又遭遇海盗劫持，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它是被一步步逼回斯里兰卡海域的。”
　　两年两度被海盗侵袭
　　让人吃惊的是，永丰渔业公司所属的“福远渔225号”和“福远渔226号”远洋渔轮，近两年来竟分别遭遇了两次海盗袭击。2001年8月，“福远渔226号”曾经在索马里海域被海盗武装劫持。
　　回过头来看，“福远渔226号”无疑要幸运一些，它遇到的只是想劫财的强盗。更幸运的是，在那次事件中，这些平潭的船员不仅成功地逃过了厄运，还将海盗押送到了也门。
　　“福远渔226号”的船长方家柏是制服索马里海盗的最大功臣。在他的家乡，平潭县小庠岛砂美村，渔民们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2001年8月23日，“福远渔226号”正在索马里海上作业。
　　去索马里前，听说那里海盗猖獗，永丰公司特地雇了2名当地保安，但万没想他们也是海盗。
　　当地时间早晨6时左右，一名保安突然扣动了冲锋枪扳机，朝船员的头顶上开枪。在驾驶室里，另一名保安劫持了船长方家柏。在内奸的策应下，5名海盗爬上了船，用船上的铁钩、铁棍和砍刀将16名船员押到了舱底，吃饭、上厕所全部在船舱解决。
　　“福远渔226号”被迫改变航向，海盗们用电台和同伙联系，极可能是到达某一地点后，实施打劫，根据以往的经验，整个船只不排除有被改头换面的危险。海盗们狮子大开口，在黑板上写下了“6000000”，还声明是美元。
　　在船舱里，方家柏和同伴商量如何脱险。最终确定了夜里伺机从天窗通道爬上甲板，再制服歹徒的行动方案。凌晨1点，他将船员分成了三组，第一组由他和弟弟方家现带领上甲板，目标是手中有冲锋枪的两名海盗，第二组从第二层上去帮忙，第三组对付其余的海盗。
　　船员们光着脚，手持木棍上到甲板后，看见两个“保安”竟然将枪放在桌上，乐呵呵地看起了电视。方家柏上去就打，其他船员一拥而上，两名“保安”给捆了起来。
　　事后，老板陈金平对船员感叹，“海盗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内奸。”
　　他对前去采访的记者说，“索马里海域是海盗经常出没的地方，那里的海盗一般是小股出现，也就是一艘摩托艇几个人加几条枪而已，与庞大的渔船相比并不可怕。以往，其他渔船对付这种海盗艇要么将他们当活靶子打，要么把他们拱翻。”
　　谁也不敢设想，假如这些海盗更加残忍，假如他们直接冲着劫船而去，假如海盗那天手里没有放下枪。
　　遇难者林庆城在遭遇第一次海盗袭击后，回到家中，心有余悸，他曾经和妻子吐露过不想再到远洋渔轮上工作的念头。但后来为了生计，他还是鼓起勇气登上了“福远渔225号”，两年后，终没有逃过海盗的枪口。
　　对于大多数远洋渔民而言，海盗只是一个传说中的概念。“福远渔225号”惨案发生后，从官员到渔民，都宁愿相信这只是一起偶然事件，对于如何防范，除了将船只编队，雇请保安外，当地人似乎还未能提供更多有效的措施。
　　远洋渔民的家乡
　　3月27日，福州永丰远洋渔业公司里，一片狼藉，公司里没有一个员工。
　　记者多方打听，在远洋渔业集团的一间办公室里找到了永丰公司副总经理陈振禄。他告诉记者，有目击船员相信肇事方为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3月10日，斯里兰卡政府击沉了一艘猛虎组织运送军火的船只。他们认为，这是该组织对政府的报复行为。因为袭击者并未劫持任何人质，也没有抢夺船上的财物。而“福远渔225”挂的是当地的旗帜。但这些说法至今未得到官方确认。
　　记者了解到，目前挂靠在福建省远洋渔业集团的中国远洋渔船共有37条，它们分布在：印尼海域（26条）、印度海域（1条）、斯里兰卡海域（3条）、阿根廷海域（1条），另外在南太平洋海域上还有6条金枪鱼延绳钓船。
　　在平潭县，从事远洋捕捞的渔船有40条，分布于印尼、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海域。
　　中国的远洋渔船正航行在世界上海盗横行的地方。
　　湖边村的陈康刚刚26岁，是遇难船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在用木板和编织袋搭起来的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当。他的妻子哆嗦着嘴唇。两岁的女儿躺在她的怀里，手里拿着一支红色的塑料花，抬头看看妈妈，又看看四周，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湖边村293号，郭长福年过七十的父亲一边哽咽，一边在家中漫无目的地游走；在南江村，蔡永强的妻子抱着年仅6个月的女儿发呆，离家10个月，蔡永强至死都未能看到女儿一眼。
　　东庠乡党委副书记翁武华告诉记者：全乡经济以渔业为主，很穷，乡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仅有50万元。因为早年的滥捕，近海渔业资源枯竭，基本上已经无鱼可打，年轻人纷纷外出闯荡世界。
　　隔海相望的流水镇后田村。村里人说，前些年偷渡成风，一座座小洋楼拔地而起，谁家看了不眼红，没有办法偷渡出去的，就想办法到远洋的运输船和渔船上打工，只有最没本事的人才在家里种田。
　　当地人最为荣耀的事情是不断地盖房子，房子不好就会被人看不起，连老婆都讨不到。后田村的遇难者苏元先借了7万元，盖起了一座小洋楼，家中至今却只吃地瓜片糊口，窗户也只能用塑料布蒙着。
　　在澳前镇玉井村，遇难者何光贵的妹夫曾经当过村里的干部，他告诉我，全村130人只有7亩耕地，人均才几厘地。海岛上的土里全是沙子，只能种地瓜、花生。
　　调查中记者得出一个印象，能够找到远洋渔轮上的工作，是当地渔民理想中一个不错的出路。远洋渔轮上的普通船员每月能收入一两千元左右。如果在家种田，每年只能靠着一堆根本卖不出钱的花生和地瓜过日子；近海打鱼的渔民一趟能收入10元钱就已经心满意足；即使和当地公务员每月八九百元的收入相比，远洋船员的收入也将近是他们的两倍。
　　因此，每当听说有渔轮要到远洋打鱼，闲在家中的渔民常常央求亲朋带着他们一起出去。老板一般也乐于接受这样的介绍，对于在外漂泊两三年才能回家的远洋渔民们而言，这种由同乡和裙带关系扭结而成的甲板社会无疑会更加牢固。
　　在“福远渔225号”，刘用强和刘用峰、陈恭华和陈恭佑是亲兄弟；蔡永强和林珠是老板陈金平的表弟；刘平是黄祖兰的舅舅。
　　尽管发生了不幸，但当地人仍打算进行下一轮的远洋打鱼，因为这毕竟是他们的生计。

　　■链接
　　斯里兰卡媒体普遍认为此次袭击事件是泰米尔猛虎组织对斯里兰卡政府海军的一次报复行动。事发两天前，一艘泰米尔猛虎组织运送枪支的船只被海军击沉。海军方面估计“福远渔225号”可能被误认为海军船只，或是政府租用来运送重要物资的拖网船LankaMuditha号。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对此事高度关注，正参与调查；泰米尔猛虎组织至今否认与袭击事件有关；据3月29日路透社报道，国际斡旋人士经调查尚未发现有关肇事者身份的确凿证据。

　　失踪和死亡的中国渔民名单：
　　陈金平　　42岁 　　总经理　　平潭县城
　　俞建明　　36岁 　　轮机长　　平潭澳前镇南赖村
　　何光贵　　35岁 　　大管轮　　平潭澳前镇玉井村
　　林珠  　　不详 　　二管轮　　平潭东庠乡湖边村
　　黄祖兰　　54岁 　　氨机工　　平潭澳前镇龙山村
　　陈依利　　不详 　　船员  　　福州市仓山区
　　林庆城　　36岁 　　船员  　　平潭流水镇渔屿村北岚岭
　　郭长福　　42岁 　　船员  　　平潭东庠乡湖边村
　　陈康  　　26岁 　　船员  　　平潭东庠乡湖边村
　　苏元先　　40岁 　　船员  　　平潭流水镇后田村
　　李兹强　　43岁 　　船员  　　平潭澳前镇潭报村
　　郑邦金　　不详 　　船员  　　平潭东庠乡沃星
　　村刘平　　28岁 　　船员  　　平潭澳前镇龙北村
　　刘章华　　44岁 　　炊事员    平潭东庠乡东前村
　　蔡永强　　28岁 　　船员  　　平潭东庠乡南江村

　　部分死难者和失踪者名单

李兹强	俞建明	苏元先	刘平

陈金平	蔡永强	何光贵	陈康

林庆城	郭长福	黄祖兰

　　愿他们安息！

　　自晚清以来，在所谓“千年未有之变局”下，长期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中国应当如何应对根本有异于己的西方文明的巨大挑战，从而实现富国强兵和自强自立，便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殚精竭虑思考的一个重大命题。


　　时至公元2003年，中国人对这一命题的追寻已有100多年的时间，当今中国之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根本目标，显然仍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回溯这百余年的发展道路，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乱象中梳理出后人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温故知新，似乎仍然颇有意义。
　　2003年在中国人的传统纪元中是又一个癸未年。“癸未”一词在中国漫长的时光隧道中，其实并无特别特殊的意义，正如在后来者的眼光中，2003年之于中国，也将同样只是历史长河之一瞬。不过，人们仍然对这一年充满了期待，因为在这一年里，中国刚刚顺利完成了国家领导人的大规模新老交替，年富力强的新领导人正雄心勃勃地希望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带向全面复兴之路；还因为在这一年里，“如何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这一中国百余年来的重大历史命题，又一次面临一个关键性的发展阶段。
　　因此，以此为基点向后回溯，只是为了在看清历史脉络的基础上，更加清醒地向前迈进。至于选择了1883和1943这两个癸未年，只是为了找到回溯历史的一种方式，这一方式的准确性与代表性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否把当下放入漫长的历史之河中来审察，从而能够时时自省、以史为鉴、奋发图强。
　　其实，在这一回溯过程中可以发现，萦绕中国100多年历史发展的几个关键性问题，诸如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经济发展的公私之辨，以及国家图强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等等，历史已经在不断试错中给出了相当清晰的回答。也正是通过这一回溯，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得出判断，当下之中国，正在逐渐找到“通往天堂之门的正确方向”。
　　这是南方周末“癸未施政”报道的最后一组，不过，对于这个国家而言，全面迈向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的征程，其实才刚刚开始。
　　专题学术支持：袁伟时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