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os Dai’ Blog No excuse, no panic

　　
　　不再仅是外围学者的学术呼吁，不再是司法机关自身“零敲碎打”，而将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司法体制大改革。
　　司法酝酿重大变革


　　7月，北京的正义路除了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进行修缮施工，一切看上去还是老样子。
　　这是一条被赋予特殊内涵的街道，一头连着长安街，一头连着前门。这条路，曾被人称为“屈辱和抗争的脚印落满了每一块砖石”的地方。从1900年八国联军在这里出兵镇压义和团，到1915年北洋政府又在这里签署了屈辱的《二十一条》。
　　1981年11月26日，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在坐落于正义路一号的中国公安部礼堂受审。当时外电称“这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最轰动的审判，预示着一个在中国实行法制和现代化新时期的开始”。
　　正义路上，有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群众来访接待处。
　　在平静的正义路上，看不到改革来临前的蛛丝马迹。而灰墙里面，高法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讨论已经静悄悄地进行了两个月。
　　7月22日，最高法邀请众多知名法学者前来商讨改革，“气氛坦然”。一位与会者说，谈到一些关键改革时，“我甚至忍不住站起来，面对三位副院长说，这个问题如果不改，将愧对国家，愧对人民！”
　　早在去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就已经表示了改革的决心。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大法官”论坛上，毕业于人大并担任母校兼职教授的肖扬作了首场题为“法院、法官与司法改革”的报告。在这个非官方的场合，肖扬坦率地说，“近年来，各界对于我国现行法院制度乃至整个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批评。有些批评很有道理。司法制度出了问题，需要改革。”
　　在这次会上，他以开放的姿态透露了未来法院改革的八大内容。
　　改革的迹象同样出现在正义路以北两公里的最高检院子内。最高检此前分别成立了两个小组———司法改革小组和检察改革小组。前者考虑司法体制改革，后者着眼检察内部的“修补”。
　　这两个改革小组成立于非典最盛的时候，一位小组成员说：“当时是戴着口罩上的车。”
　　在随后高检举办的司法体制改革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表示，要围绕十六大报告确定的改革内容和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重点研究检察体制改革。
　　更早些时候，5月28日，北京非典时期，中央有关机构牵头成立了“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统一考虑改革方案。之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对全国法院开展的司法大检查中作出重要批示：要从司法大检查中研究推进司法改革。
　　7月22日，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左卫民将一份《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司法改革———中国司法改革学者意见书（讨论稿）》递交至高层司法机关，希望作为学术意见参考。
　　据记者了解，这是目前国内第一个全面通盘考虑司法建构的专家方案。意见书凝聚了四川大学司法改革研究中心13位学者一年多的心血。高法的一位人士阅后感慨，“很多东西和我们自己的设想非常一致。”
　　从十六大报告七个方面具体论述“司法体制改革”到目前司法部门的改革迹象再到民间司法改革白皮书的出现——实务部门和学界都认为，中央已经充分表明了要改革的态度。
　　改革，将到了瓜熟蒂落的阶段。

　　不改行不行？
　　杨志杰案（详见本报以往报道）只是无数个司法漏洞造成的冤案之一。一位书斋里整天埋头研究法理的老师，结束采访后，也不忘随口问上一声：杨志杰现在怎么样？
　　在被超期羁押的12年里，杨志杰无法见证中国法律的不小进步，比如从有罪推定到疑罪从无。当然，杨志杰最终还是这些新制度的受益者，尽管正义来得晚了一些。
　　2001年3月法学界曾聚首北京，专题研讨———“冤狱到底为什么？！”与会专家一致指向制度缺陷。他们认为，这些“有问题”的案件反映出若干诉讼关系和刑事司法体制中不合理的部分。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面对法学院的学生，坦陈了中国司法的缺陷。他将现行司法制度的弊端概括为“三化”，即司法权力地方化、审判活动行政化、法官职业大众化。
　　我国按照宪法规定实行多级政权体制，每一级政权都设有权力机关、行政机关；除了乡镇政权外，其他各级都设有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现行的人事、财政体制也以分级管理为主，法院的产生、法官任免、司法人事、司法经费都在同级地方控制之下，这就导致了司法权力的地方化。
　　宪法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肖扬说，司法权力是一种国家权力，而不是地方自治性质的权力。司法权力地方化影响了法制统一、独立审判这两项重要宪法原则的实现，也使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受到威胁。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卫平说，“司法地方化使得司法不是以国家的法律以及地方性法规为裁判依据，而是以是否符合地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领导人的意志为标准。”
　　司法地方化被理论界认为是金钱案、人情案、关系案的根源所在。尽管法院和检察院一直在搞教育整顿，但司法腐败仍时有发生。
　　但中国目前司法的行政化特质使司法机关在保持中立上遇到很大阻力。以法院的体制为例，行政化就主要表现在：法院和法官的行政化，法院相互关系的行政化，法院内部审判业务运作的行政化，法官人事管理的行政化。
　　清华大学张卫平教授认为，司法机关的行政化使得行政权力的干预能够十分通畅地进入司法领域，使得司法的特性弱化。
　　司法机关建立了一套与国家行政机关类似的等级化管理体制。在法院审判中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案件请示汇报制度。这项制度虽然在我国现有的法律和诉讼制度中没有被明文规定，但已经固化为法官审理案件的典型模式。
　　制度的初衷显然是为了减少错案，但它却影响了司法独立，上下级法院法官在案件审理上的依附关系，不仅导致了当事人上诉程序的空洞化，也干扰了下级法院法官的独立司法权。
　　一位基层的法官说，“事实上对于请示汇报的案件，上级法院有关人员局限于时间和精力，一般不会深入细致地阅卷。其了解案情的途径，主要是听取下级法院的口头汇报或书面报告。”
　　另一个表现是案件审批制度。这一制度带来的弊端是：它使得直接审理案件的法官对案件的处理没有决定权，而对案件有决定权的法官又不直接参与审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
　　“人”的问题也是个大问题。肖扬说，法律是一门科学，法官是一个职业。说白了，不是什么人都能当法官的。一支职业化的法官队伍是法院完成宪法赋予的审判职责的前提。他认为，目前的法官职业化状况让人担忧：一方面对现任法官中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没有很好的办法进行“消化”；另一方面目前仍有一些人通过各种不正当渠道进入法院要当法官，从而增加了法官队伍职业化的困难。
　　事实在证明肖扬的担忧，被媒体披露的仅有小学文化的山西某县“三盲”院长姚晓红之所以当上院长，就是当地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同样只有小学文化的陕西某县“舞女法官”王爱茹之所以当上法官，据说也是当地个别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打招呼”的结果。
　　清华大学张卫平教授认为，现行司法制度的弊端还应加上“一化”，即警惕司法的商业化。

　　改革如何进行？
　　实务部门在司法改革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但学界对此普遍表现出适度的担忧。他们认为，司法机关自己拿方案搞司法改革，不可能做到超然和中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认为这样的改革必须检讨，他说，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司法改革仍然是司法机关“自身内部”的事情。
　　他认为，“囿于自身的地位和权力，对于涉及其他国家机关的组织体制、权力配置等全局性的司法制度问题，法检两家在各自制定的改革目标中则根本没有提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杨立新也认为以往的司法改革“缺少一个统一的灵魂”，“法院搞一套，检察院搞一套，司法行政部门又搞一套。各项改革措施各不衔接，相互矛盾。”

　　日本经验
　　日本的经验常常被大多数学者提起。日本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启动了一场非常有影响力的司法改革。在司法改革正式运作前，1999年，日本议会首先制定了《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设置法》，对司法改革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总体布局。之后成立了司法改革审议会，这个审议会全部由不在职的学者、律师和大企业家参加，排除了在职法律人员必然存在的本位主义。
　　审议会对日本的司法实际状况进行了大量充分调查研究。据一位学者介绍，他们大多10天到半个月开一次会，倾听社会的声音，如果意见达不到一致，就要开听证会，甚至还专门组织过一次家庭妇女听证会。
　　2000年11月，日本的司法改革审议会研究制定出了司法改革的“中间报告”，提交日本内阁；并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随后，审议会根据社会各界对“中间报告”的反馈意见，于2001年6月向内阁提交了司法改革的最终报告。
　　记者在清华大学教授张卫平的办公室里看到日本司法改革审议会所作的《民事诉讼利用者调查》，调查对象为日本民众，内容全部为图表和问卷。张卫平教授说，这份调查还只是民事诉讼民众调查的三分之一，调查内容全部向社会公开。
　　张卫平感慨：日本司法改革倡导的就是“国民的司法参与，建立便于国民利用的司法制度”。这些理念值得借鉴。
　　今年全国“两会”，已经有一些议案和提案呼吁在全国人大成立类似日本的司法改革委员会。

　　改革指向
　　大多数学者认为，目前的司法改革如果只局限于原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已没有多大的改革空间。比如法官独立问题，司法独立问题，法院体制非行政化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司法改革难有作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并不赞同上述一些观点。他认为司法体制改革必须要在现行宪法框架内进行，保持改革的合宪性。他并不认为现行宪法已经成为进行司法改革的重大障碍，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充分发挥宪法体制中的司法机关应有的功能。
　　法院在许多国家被称作“正义院”。在我国，让法院在国家权力与社会架构中起更重要作用的呼声一直不断。一些涉及法院改革的核心观点为：扩大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案件的范围，建立三审终审制，死刑案件可以上诉到高法；高法在大行政区设立巡回法院；取消司法解释制度，采行判例制度；设立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职能；（这是部分理想派的观点，另一些务实的学者认为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在全国人大设宪法委员会更符合中国现实）取消法院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职能，将执行权交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据知情人透露，这一项改革基本确定。司法部已经开始了筹备工作。）以及废除法外请示汇报制度；废除错案追究制以及根据改判率考核法院和法官的作法；取消请示批复制度；将死刑复核制度改革为三审终审制；地方各级法院人、财、物全部受制于省级人大，各地市县级人大无权任免当地法官。这些都纳入改革视野。
　　在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非常权威的地位。但曾在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挂职当了两年副检察长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坦言，检察机关不仅很难对国家机关的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即使在刑事诉讼中，对侦查活动，检察机关能够进行的监督非常有限。
　　检察权的改革被学者认为是司法体制中的难点。重新界定和配置或者说限制检察权成为学界的一致看法，代表性的意见有：缩小检察机关直接侦查的案件的范围，除特殊情况外，检察机关原则上不承担案件的具体侦查活动；借鉴香港作法，建立廉政公署，负责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的侦查。廉政公署既独立于地方各级检察院，也独立于各级人大和政府，上下一体，垂直领导，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等等。
　　学术界提出的公安机关改革建议主要有：
　　继续行使刑事侦查、治安管理等职能的同时，若干职能应该交由其他相关机关行使；原先由检察机关行使的部分案件的侦查权移交公安机关行使；侦查与羁押场所分离，将看守所从侦查机关中剥离出来，解决超期羁押等问题；侦控机关如果要采取逮捕、搜查、扣押、监听等强制性诉讼手段之前，必须向法官提出申请，只有法官许可才能实施等等。
　　据透露，以上的部分建议已经被有关部门吸纳，“一些已经铁板钉钉，一些已经开始筹备”。乐观者认为，司法改革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必然是有计划、有节奏的渐进过程。一位学者用圣经上的话表达他对司法改革的耐心——“那门是窄的，那路是长的。”
　　（北京大学刑事法理论研究所陈兴良、陈瑞华、陈永生老师、四川大学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左卫民老师对本文写作提供帮助，特此感谢）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司法领域中的腐败。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据新华社2002年11月17日电）

　　本报记者、特约撰稿人授权本报声明：本报所刊其作品，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申请转载、摘编者请发传真至020－87370368或发电子邮件至nfzmcopyright＠vip.sina.com。

　　向春 制图

　　一场关于都江堰前可否建坝的风波
　　大坝，离都江堰1310米

　　□本报记者  万静波  曹勇  □实习生  李恬恬
　　2000多年前的都江堰工程体现着的“因势利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思想，迄今仍造福巴蜀人民。某种程度上说，准备在都江堰上游不远处修建的杨柳湖水库将是一块试金石：部门、行业的短期效益为重，还是公众利益至上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都江堰，我国水利史上的一座丰碑。公元前256年，由战国时期的秦蜀守李冰父子所建。整个都江堰的设计思想贯穿着两个字：疏导。无坝引水、自流灌溉是工程的最大特色。2260年来，这项古老的水利工程还在造福巴蜀民众。
　　都江堰工程分为都江堰渠首枢纽、内江渠系和外江渠系。渠首工程主要由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三大工程组成。鱼嘴布置在岷江江心，将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具有引水分洪排沙之功能。三大工程布局合理，互相配合，使都江堰很好地发挥了引水作用。
　　2000年11月，这项“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设计最科学、保存最完整、至今发挥作用最好、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大型水利生态工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的文化瑰宝。
　　最近，一条令人吃惊的消息被公开：在都江堰工程核心部位———鱼嘴上游1310米处，将修建起一座高23米、长1200米的大坝———杨柳湖水库。
　　都江堰前修大坝，这一被专家称为“佛头着粪”的惊人之举是如何开始的？该工程是否已箭在弦上而无法挽回？本报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悄悄开始的选址论证会
　　2003年4月28日中午，四川省都江堰市文物局副局长卞再斌刚回到家中，就接到了朋友打来的电话：“都江堰管理局今天下午要开一个杨柳湖大坝的选址论证会，你知道吗？”
　　卞再斌一下没反应过来：“不会吧。都江堰是世界文化遗产，真要在这里选址建水库，我们主管文物保护的部门怎么没听到一点消息？”
　　据说杨柳湖工程是紫坪铺工程的配套工程。而2001年3月，距鱼嘴六公里的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已上马兴建。
　　下午2时，将信将疑的卞再斌赶到了都江堰管理局门口。一辆载着四川省水利、环保、规划等多个领域的18位专家的专车，正要出发到现场考察。卞再斌赶紧坐上，成了未被正式邀请的第十九位与会者。
　　坝址选点一共看了两处。一处距鱼嘴只350米，这个在几年前就被专家否定过。第二处位于白川俱乐部以上，距鱼嘴1310米。都江堰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就是这里了。”
　　但在随后举行的论证会上，大坝的选址遭到了多数环保、规划、历史、文物、遗产专家的反对。专家们的反对意见最主要有两条：
　　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的要求，按照国际公约，对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应按“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严格加以保护。
　　二、都江堰工程的三大主体部分本来相互依赖、自成体系，无坝自流引水是整个工程的灵魂，在未经充分论证的情况下，仓促修建大坝拦水，都江堰的自流引水功能将被打破。这会否使都江堰这一迄今还在发挥功用的古文物由活变死，最后成了只能让后人临江凭吊的遗迹？
　　卞再斌当天最后一个发言，时间已过了三个月，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心情，“我非常生气，但我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心平气和地说话。”对于杨柳湖水库可能产生的对都江堰引水调洪分沙功能、以及旅游业的影响，他打了两个比喻：“本来都江堰是个健康人，干的稀的，甜的咸的，都吃得，你把大坝一修，控制了它的水流，就像每天打吊针一样，就算他不死，那还是个健康人吗？”
　　“游人来四川看都江堰，好比我们请客，确实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但又在旁边挂上个死老鼠，别人哪里还有胃口！”
　　当天的论证会就这样不欢而散。
　　奇怪的是，6月5日都江堰管理局方面再次组织了论证会，上次反对杨柳湖上马的专家这次均被排除在外。

　　一片反对
　　消息传出后，最伤心的是邓崇祝———
　　都江堰市世界遗产办公室负责人，从1998年开始，为将都江堰申报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他和同事们费了“老鼻子劲儿”，都江堰市则为在保护区内拆迁违规建筑和搬迁农户，就花了2.06亿元人民币。
　　回忆起3年前都江堰的世界文化遗产讨论会，邓崇祝百感交集：200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在澳大利亚开会讨论申报名单，都江堰功亏一篑：自然遗产被拿掉了，只申报成功了文化遗产，而且就连文化遗产的申报也一波三折，充满惊险。“真悬！一般讨论只要十分钟，讨论都江堰时却用了39分钟。”邓崇祝当时在会场。
　　委员会提出异议的原因只有一个：紫坪铺工程。
　　3年过去了，邓崇祝没想到事情会进一步发展，水坝修到了距离鱼嘴1310米的地方。根据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当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面临蜕变加剧，大规模公共和私人工程、城市或旅游业迅速发展造成的消失威胁等情况时，将被列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
　　2003年6月6日，深知情况紧急的邓崇祝，连夜向有关方面起草报告反映此事。
　　邓崇祝的工作得到了都江堰市“三套班子”的支持。
　　7月7日，都江堰市人大常委会向四川省人大递交《关于都管局拟建杨柳湖水库存在严重问题的报告》：“我们不能以牺牲一个2500多年的中国文明为代价，去建设一座任何一条江河上都可以建设的水库……”
　　7月15日，都江堰市组织了市文物局、建设局、环保局、水利局等机构的负责人，联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们纷纷表示：根据国家有关法规，杨柳湖工程要强行上马，于法无据。
　　“岷江流域其实并不适合建水库。”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唐邦兴研究员说，他认为：“岷江流域处于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在地质构造上是个大断裂带，其地貌、地质、气象条件，均对建水电站不利。”
　　中国水利科学院一位水利史学者更是用“失望至极”来描述自己的心情，“这些人目光太短浅了。”1933年8月，岷江上游地带发生叠溪地震，形成叠溪海子，45天后，叠溪海子崩溃，洪水淹死民众2000多人。“谁敢说这种灾难不会再次发生？”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说：“在别的地方修水库我不会如此强烈的反对，可是在都江堰上游，一个以无坝为特征的水利工程上游加道坝，只会让古人笑我们这些不肖子孙的愚蠢。”
　　今年6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文化官员埃德蒙·木卡拉已就此向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和建设部提出询问。

　　杨柳湖水库一定要上？
　　在有如此多反对声音的情况下，杨柳湖水库何以一定要上马？
　　7月16日上午，都江堰管理局副总工程师、局长助理谭小平在办公室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按照规划，杨柳湖水库是紫坪铺电站的反调节工程，两者被并称为“姐妹工程”。根据今年5月编制完成的《杨柳湖水库坝址选址论证报告》，谭小平向记者解释了杨柳湖上马的三条理由：
　　一是为了解决年调节与日调节矛盾，如果不上马，都江堰现有的水调配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灌区将会出现严重缺水，甚至断水的情况；
　　二是为了保护都江堰。紫坪铺电站的调峰运行会导致岷江来水的大起大落，形成对鱼嘴的直接冲刷，造成对鱼嘴等工程的破坏；
　　三是如果不尽快建设杨柳湖水库，紫坪铺工程的综合效益无法有效发挥，不仅国家巨额投资无法收回，而且财政还要背上沉重的负担。据测算，如果紫坪铺工程没有杨柳湖水库的反调节，每年将亏损近5000万元人民币。
　　据了解，修建紫坪铺工程有其历史背景。1949年后，新中国百废待兴。作为西南的中心，成都工业基本上还是张白纸，解决成都的供电和供水问题，是发展成都的大前提。因此，开发岷江、建设紫坪铺，就这样被列入了国家水电规划。但是，几十年来，由于种种原因，紫坪铺工程一直搁浅。
　　赵文谦是四川大学水利学院的资深教授，1950年代后期他就开始接触紫坪铺工程，是紫坪铺工程上马的支持者。
　　“对于都江堰，平时都是歌颂，不谈局限性，但那毕竟是2000多年的工程，从今天来看，还是有局限的。”赵教授说。
　　在他看来，修建大坝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灌溉和生活、工业用水问题，“我们需要精确用水，但岷江不具备调蓄能力，都江堰四六分水，把水都分了，而岷江7、8、9三个月的来水占到全年水量的80％，到了冬春需水的时候，岷江又没水了。”此外，赵教授还从我国能源缺乏的角度，谈到了上马水电项目的合理性。
　　据记者了解，杨柳湖工程的投资方有三家：大股东为四川省政府下属的四川省投资公司和占三分之一股份的都江堰管理局

　　关于“年亏5000万元”
　　然而，针对建设方提出的以上三条理由，一些专家提出了看法。
　　关于第一条解决灌溉和生活用水问题。“紫坪铺水库的设计灌区面积为1134万亩，并规划为灌区扩大到1500万亩提供条件。其实，目前都江堰工程的受益实灌面积已近1100万亩，也就是说，紫坪铺水库的1134万亩设计灌溉面积，已有1100万亩由都江堰工程独立完成了。”都江堰管理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
　　关于第二条是否对都江堰的保护造成威胁问题。都江堰市世界遗产办的负责人邓崇祝说：“都江堰已运行了几千年都安然无恙，这几千年哪有什么水坝电站的保护？”
　　关于第三条会造成年亏损5000万元的问题。都江堰管理局原副局长兼总工王清炳，这样帮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如果当初不考虑上杨柳湖水库，按照综合用水来计算，本来只用装24.8万千瓦、最多两台发电机组就够了，那样的话，紫坪铺的造价至少也会减少30％。但现在装机容量已装了四台76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工程已经过半，发电厂房已经在浇混凝土，“这是不可改变的现实”，预算投资已达到了70多个亿，其中大半是贷款，要想8年半收回成本，就必须年发电34亿度。而要年发电34亿度，就必须上马杨柳湖，否则就直接影响到紫坪铺的效益。
　　问题是：这些麻烦，3年前专家们没提出担忧吗？

　　“紫铺坪工程”出台过程
　　2000年9月，国家环保总局监督管理司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分析报告》论证会，论证紫坪铺工程是否应该上马。
　　应邀出席会议的专家分别来自于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水利部、环保总局等十几个部门。会后，国家环保总局就论证会讨论内容写出了会议纪要，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围绕四川省和成都平原的发展和《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分析报告》引出的问题，与会专家提出如下建议：
　　1.四川省和成都平原的发展不仅要考虑到经济效益，还应考虑社会经济、环境生态综合平衡问题，考虑长远的持续发展问题。方案选择不要只考虑一种，要寻求新的发展突破点，进行综合的可持续发展决策。
　　2.解决成都平原缺水问题，应与生态省建设结合，从开源（引岷江水）、节流（节约用水）、改变产业结构、采用城市污水处理回用、井渠结合灌溉以及实现地表水与地下水互补等多种途径，不要只局限于修建水利工程一种途径上。专家不同意“不引水就不能发展和进行生态建设”。应改变“以需定供”的水资源开发观念。
　　二、一些专家认为，解决成都平原水资源短缺是一个综合性战略决策问题，开发利用岷江水资源是解决此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而不是惟一途径。紫坪铺水库建设也是开发利用岷江水资源的主要方式之一，而不是惟一方式。但紫坪铺水库建设的环境和经济社会问题尚需深入论证。部分专家认为：紫坪铺水库以不上（不建设）为好。另一部分专家认为，修建紫坪铺水库应对工程必要性和可行性进一步论证。
　　对紫坪铺和鱼嘴工程（杨柳湖工程的前身，选址距鱼嘴350米）的建设，与会专家提出了各种不同意见：
　　1.大部分专家认为，鱼嘴工程直接影响都江堰，因此鱼嘴工程方案必须否定。《分析报告》提出的修正案仍不能克服景观影响，也不可行。如果考虑，必须再上移，上移多远应通过论证确定。
　　2.一些专家认为，紫坪铺单独上马可以考虑，紫坪铺工程和鱼嘴工程可以不放在一起，应分别考虑。先上紫坪铺，后考虑鱼嘴工程。鱼嘴工程要进一步的研究论证。
　　3.一些专家认为，应论证是否上紫坪铺水库就一定要上鱼嘴反调节水库。不要造成先上紫坪铺，再被迫不得不上鱼嘴的两难境地和既成事实。不能搞“钓鱼工程”。紫坪铺工程应以供水、防洪为主，以发电为辅。
　　4.一些专家认为，四川要办成生态省，对下游广大地区都有巨大益处。川西是自然遗产和历史文化遗产集中地，正在建设绿色屏障。应从未来大方针考虑发展方向和选择发展项目。本工程有可能与大目标矛盾，应按新的观点重新审视工程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最后的结论是：多数与会院士和专家认为鱼嘴工程是不可行的，不应建设。紫坪铺水库要建也要按可持续发展原则再行深入论证。
　　值得一记的是，由于第一次环境评估报告会没有通过，工程建设部门又委托中国水科院某研究所召开了第二次环境评估报告会，这次会议避开了上次的专家，另外找了一些水利系统的内部人士。
　　据了解，在这次会议上同样存在不同意见，但与会人士最后达成妥协：紫坪铺动工可以，只要不上马鱼嘴工程就行了。于是，报告终得通过。

　　现实的难题
　　杨柳湖大坝修还是不修？到了现在，可真成了问题。
　　目前的选址距鱼嘴1310米处，已是放弃了350米和1000米等多处选址后的结果。据都江堰管理局副总工程师、局长助理谭小平介绍：目前的选址已是最后的建坝位置，“再往上走，水库的库容量就达不到，调蓄水量的功能实现不了，水库也就没必要修了。”
　　今年已是建造水坝的关键一年。按照规划，2005年紫坪铺建成后将同期发电，如果杨柳湖今年不上马，作为反调节水库的大坝将不能如期建成，又将直接影响到紫坪铺的经济效益。要修的话，建设方又将直接面对公众的反对、专家的质疑，以及今年9月1日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规的森严壁垒。
　　有专家在本报记者的采访中承认：“紫坪铺电站也不是非上不可”，“岷江上还有二三个地方适合建大水库，只是那些就远了，选点的话，还是要施工方便，如果不在紫坪铺开工，又要做几年的选点勘探论证工作。”
　　对于“损失5000万元”之说，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遗产保护专家张虎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都江堰是中华民族优秀智慧的结晶，能提高我们的民族凝聚力，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无价之宝。不可以用5000万来评价它，何况这个5000万是谁受益？是全世界人民，中华民族，还是哪个部门？”
　　某种程度上说，杨柳湖水库将是一块试金石：部门行业的眼前效益为重，还是公众利益至上，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记者采访期间，都江堰市委召开了常委会，要求暂停杨柳湖工程上马。（本文部分资料引自陶思明先生论文，特此感谢。孙圣恩小姐对此文的采写亦有贡献）

　　□陈一鸣

　　戊戌变法过程中，谭嗣同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从菜市口边缘全身而退。
　　第一次机会来自于父亲。1898年9月5日，光绪帝授谭嗣同四品“军机章京”，当时其父谭继洵已升任湖北巡抚。对于谭嗣同的处境，一生为官的谭继洵自然洞若观火，他曾三次去信对谭嗣同晓以利害，命其退出变法，以避“杀身灭族”之祸。对父亲的规劝，谭嗣同毫不妥协。
　　第二次机会来自于梁启超。袁世凯告密后，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临朝“训政”，下令逮捕维新派。大势已去，梁启超劝谭嗣同一起出走日本。谭嗣同执意不肯，他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梁启超避居日本使馆之后，日本使馆方面表示可以为谭嗣同提供“保护”，这是最后的机会。谭嗣同坚辞不受并傲然宣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在“莽苍苍斋”被捕。四天后，谭嗣同在菜市口法场就义，同时遇害的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并称“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平素喜欢结交豪侠，作风血性义气，但其视死如归的气概绝非出于江湖之勇。如果说谭嗣同走上菜市口之前还有什么牵挂，那也就是后人们是否为他的鲜血所激励了。在刑部狱中他给梁启超的绝笔书中写道：“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死者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举。”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听着谭嗣同在菜市口法场上气壮山河的遗言，围观的群众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传说宣武门箭楼下吊桥西侧原立石碣，上书“后悔迟”；而菜市口附近有一牌坊，上书“国泰民安”。从刑部大牢到菜市口的途中，谭嗣同应该都会看到，而“后悔迟”与他无关。
　　谭嗣同的生所与死处竟近在咫尺，想来1898年9月18日夜，谭嗣同独自到法华寺争取袁世凯支持，必定曾路过菜市口。现在沿菜市口大街右手往南，离菜市口几十步远的路边高坎儿上，有一簇绿油油的瓜架，瓜架后就是落寞的谭嗣同故居——浏阳会馆“莽苍苍斋”。没理由进去，那里现在是私人住宅。
　　菜市口路南的米市胡同中，南海会馆康有为故居还在，门面气派得很，想来当初广东既得风气之先，也已比较富裕。

　　大英博物馆调查
　　本报追踪三月，调查海外中国文物的保存状况

　　■为什么这里千年彩色木雕佛像的密封条至少已脱落一年却无人理睬？
　　■为什么中国百年前用于祭祀祈祷的香炉在博物馆被当作募捐罐？
　　■为什么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闻名于世的中国古画只能常年存放在仓库？
　　■面对财务赤字和裁员，英博如何保证中国文物的修缮和研究？

　　□本报特约撰稿  道峰  李树波  发自伦敦
　　被当作捐款罐的古香炉


　　每天都有近两万人从世界各地拥入伦敦大罗素街，步入大英博物馆。中国文物被大英博物馆视作最重要的收藏之一，总数多达23000余件，珍品如山。但中国以外的其他各国游客对中国馆往往只是匆匆一瞥，因为这里的中国展品数年来几乎未被轮换展出。
　　博物馆的北门是前往中国文物展厅参观的最近的入口。一走进门，一只标着“请捐款”（donation）的清代铜鼎香炉便已摆在人们面前。这个曾是大雄宝殿前焚香祈祷的法器，如今接纳着游客的散币零钞。
　　数月前，记者就此曾请教博物馆东方部主任Knox先生，大英博物馆为什么会用佛教中称为“宝鼎”的香炉作为捐款箱时，他表示出得体的诧异。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听说香炉在中国的文化、宗教中的特殊意义。但他没有说明作为文物的香炉为什么被用作捐款箱。
　　但在发稿前几小时，记者仍发现那香炉还在那里充当捐款罐。东方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会就此事向生活在当地的中国人作出一个调查。如果发现确在文化或宗教上有失尊重，将会撤回这个香炉，不再用作募捐箱。
　　挪步右转上一截楼梯，游客便可来到大英博物馆中国展室的门外。门外的走廊里，放着一排装在密封玻璃柜里的中国文物。
　　夏日下午强烈的阳光透过毛玻璃窗户，射在一个玻璃柜上，也照在其脱落的封柜胶条上。柜子里是一尊中国宋代的木制佛像。
　　柜底有加湿设备，柜子本应该是密封的，保证木制佛像与柜外空气隔绝，保证处于恒定湿度中，然而这个密封柜已至少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密封了。
　　馆方告诉我们，在东方部他们有4个人专门负责检查展馆所有的设备，包括密封柜等，并检测所有的文物是否在一个适当的保存环境中。对于不同的设备和不同的文物，会有不同的检查频次，有的是每天一次，有的每周一次。
　　但有些游客在一年以前已看到这个玻璃密封柜的密封条脱落。因为这个柜子与佛像放在东方馆走廊的显著位置上，并且脱落的封条也很显眼。所以只要是稍为细心一点的游客就能发现这个问题。
　　当记者向馆方指出这一点后，馆方承认这是个错误，并表示会尽快向有关人员指出，并要求他们更正。直到发稿前，当记者一个半月后再次探访英博时，一切依然照旧，脱落的密封条仍然显眼地悬在那里。
　　而Knox先生对此的解释是，密封柜内有自动保湿机器，所以即使是密封条破损或脱落也不碍事。他又补充，之所以把这个木质文物密封起来，主要目的是为在柜子里装空调。他坚称这里一切状况都很好，这件文物绝对没有任何会受损的危险。
　　一位专家告诉我们，这个密封柜的密封条脱落会使外界空气与这个木制文物接触，同时使柜子很难保持适当且恒定的温度与湿度，可以去想象一下一个密封条脱落的冰箱门。这样的后果可能加速木制雕像的风化，令雕像表面的色彩加快退去。
　　一个威武高大的元代金刚铜像立在展厅的一角，但面目全非：其齐胸被截，双臂也被锯掉，被陈列得像一个西方无臂的半身石膏像。这座金刚也许是被盗窃者切割成现状后偷运，也许是进馆后变成这样，但由于这件文物进馆时并没有图片存档，也无图解，参观者也就无从得知中国庙堂里金刚天王的真正长相。

　　三成中国珍宝未获良好保管
　　根据英博近年来的年度报告显示，其实很多库存文物并没有获得很好的保管。有30％的库存藏品没有能够放置在一个正确的保藏条件下，这个问题近年来一直没能得到改观。30％的比率自2000年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而东方主任Knox先生坚称，该馆库存的中国文物在保管上并无任何危险。
　　英博约有10个储藏室存放中国藏品，但馆方只向记者展示了专门储藏古画的“斯坦因室”。该室约20多平米，常年恒温恒湿，存有数百件中国古画，《女史箴图》亦收藏于此。而其他几间，馆方则多有托辞，使得记者未能一见。
　　被称为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物馆，为何竟然会有30％的非正确库存条件比率？
　　在“学生室”工作的Steve先生告诉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堆满家具的家庭，装修起来会是多么困难”。所以直到5年前，大英图书馆被搬走以后，才有一个可以腾挪周转的空间。部分藏品被搬到腾空的地库里，然后其他需要整理的藏品也依次挪动。一个地库，大型器物（如石头佛龛），可能能装200多件。
　　大多数“英博”的藏品，普通游客并不能在展览厅中看到。受馆方资金、展馆面积及物理条件等因素的制约，约90％的中国藏品都被放在库房中。如果任何人希望参观这些藏品，则需要提前一个月申请预约，并同时提供一封英国专家学者的担保信。即便如此，某些藏品如《女史箴图》只有很特别的专家才可获得机会参观。一位来自挪威的中国画家希望观看敦煌画卷，他通过正式程序与博物馆进行了预约，却被告知，只能在学习室的电脑上看敦煌画卷扫描出的“电子版本”，这显然和画家本人的期望相距甚远。

　　英博的财务危机
　　外来的资助是英博的一个重要的支柱，特别是在整个英博都正在面对着一个严峻的财务危机的时刻。
　　英博已陷入了650万英镑的赤字（约9100万人民币），并因此不得不计划从现有约1000名员工中，砍掉150个工作岗位。
　　英博将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游客数量下降，英博的旅游纪念品及咖啡厅的销售下降。另一点是最主要的原因，英国政府拨给英博的实际预算减少。扣除货币通货膨胀值，实际预算在过去10年内降低了15％。
　　东方部主任Knox先生告诉我们，整个博物馆包括东方部在内的实际政府拨款比上一年约少了33％。
　　政府的拨款主要是支付了员工薪水，所以如果需要开展一些重要的项目，都必须依靠捐赠。
　　“博物馆没有用于研究的专门资金，如果要说有的话，也就是我们的一点微薄的工资。”馆内一位文物专家说。
　　“如果没有私人赞助，我们将很难出版分类文物书籍，因为我们部门并没有资金用于文物图片摄影及印刷制作。拍照费用很高，约50英镑（约700元人民币）一张，我们无力支付。”
　　英博为了增加收入，甚至鼓励租借展馆给个人或公司去开舞会。英博曾因借出放有希腊国宝帕台农神庙石刻的展厅给一个化装舞会，而引起了希腊专家与社会的极大抗议。希腊一直就在为索回帕台农石刻而努力，这样的事情发生，自然是火上浇油。
　　中国展馆也已有过很多这样的舞会。Knox先生告诉我们，如果有人愿意付钱，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展馆借给他举行舞会和晚宴，在里面可以边听音乐，又有吃有喝。所得收入，并不归部门使用，而是上交博物馆。这是博物馆自身创收的主要方法之一。
　　其实，博物馆里许多文物展品都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式布展，放得像露天雕塑一样，没有任何保护。不知这样的舞会是否会对文物有影响？我们一时无从得知。

　　人手奇缺
　　因为资金困难，也导致了人手缺乏。这个部门已经有3年没有人负责中国古画了。尽管英博是世界公认收藏有最好的中国古画的博物馆之一，著名的《女史箴图》亦是该馆的收藏。
　　而3年前一位负责中国古画的专家离开英博后，就再也没人负责这个岗位的工作。
　　Knox告诉我们，“因为政府拨付资金的削减，我不得不砍掉一些工作岗位；所谓砍掉岗位一般并不是直接解雇员工，而是当某人离职或退休后，这个岗位将关闭，不再补充新人。”
　　人手短缺成了个不小的问题。整个英博的清理藏品和修缮储藏库的工作，只是依靠Steve和他的几位同事自己动手来做。
　　2002年以前，博物馆的某些部门还在使用比较陈旧的DOS机，直到去年才全部换成目前比较先进的电脑系统。这样手工的登记册就完全不再使用了。而Knox说他的部门在1993年其实已停止了手工登记。英博的电脑资料库中现共登记了23579件中国文物藏品（含少部分韩国文物）：平面（书画、织品等）5224件，立体器物（石、玉、金属等）18355件。
　　Steve先生最后总结整个保管部门存在的问题。他说：“这间博物馆拥有如此巨大的一批藏品，但却只有如此微小的一笔预算来保管它们。”
　　从仓库的修缮到文物的修理所遇到的问题常常是类似的。
　　英博的东方古画的修复似乎并无一个全面系统的计划。当被问到一件藏品从被确定需要修复，到被送来修复需要多长时间，东方部主任Knox回答说：视情况不同而定，其间差距会非常大。如果被损害得相当厉害，会马上送来；如果需要展览，也会马上得到修复。因此不能给出一个“一般”的时间。
　　当被问到一年能够修复多少件中国画藏品时，修复组长Thomson含糊其辞：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他们还负责修复其他东方国家的物件，甚至包括法国、欧洲的书画。因此只能一点一点地做。
　　这里共有117件敦煌古画。据Knox先生说，对这些敦煌古画的修复工作自上个世纪初当斯坦因把它们捐赠给英博后不久就开始了。但直到百年之后——最近这些古画才被完全修复。
　　人手短缺使得一切修复工作更加困难。修复中心原有工作人员7名，2002年退休1名，离职1名，裁员1名，目前只剩4名。当被问到：人手是否短缺？Thomson肯定地说：当然是。

　　中国展馆文物11年来少被更换
　　中国馆以向西方游客展示“中国概念”为设计理念，可是记者在3个月内先后15次来到中国馆，发现展室内的游客中，中国人占绝大多数，西方游客并不多。博物馆外的草坪上，来自波兰的女护士GABRIEL已经和丈夫在博物馆逛了大半天。她说：我们没打算去看中国馆，我们对希腊和埃及馆更感兴趣。《当代考古》的主编舍科克与大英博物馆有很深的渊源。60年前，当他还是小男孩时，博物馆就是他最喜爱的去处之一。而他与大英博物馆的前任馆长大卫·威尔逊也是多年好友。他说，“我从来没有参观过中国馆，每次只是从它那里穿过去其他展馆。”前英国文化大臣Smith先生也表示，“我对中国馆也只是匆匆一瞥。”
　　根据英博的展览政策，展品其实必须经常更换，以确保展馆吸引参观者的再次拜访率，并且让库存的文物也有机会与公众见面。
　　然而中国馆的文物自1992年新馆建成开放后，就再很少被更换过。
　　一位主管抱怨道，“我们很少更换陈列品，因为并没有钱来做这件事。”
　　而Knox先生说，不换展品的原因不是因为缺钱，而是没有必要。
　　事实上，英博甚至在过去一直没有编列预算将使用了几十年的旧的中国馆改建为一个有新式陈列保护设备的新馆。
　　大英博物馆内的中国陈列室对于中国人意义似乎更深、更重。展室内触目皆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东方人，入耳的是南腔北调的中国话。
　　这个陈列着近2000件中国文物的展室，最后还是由一个中国人出资改建的。1990年，香港商人何鸿卿爵士捐助200万英镑（约2700多万人民币），把旧的中国陈列室扩建、改造为现在这个有空调恒温陈列保护设备的新馆。

　　中国文物参加文化交流了吗？
　　实际上，英博不仅没有资金用于这些中国文物的维修维护、陈列展出以及研究，而且也没有资金用于相关的中国文物借展与巡展以及文化交流。一切的重要项目都必须有来自英博以外的资助才得以进行。
　　英博一向将文物借展与巡展及文化交流作为一项重要政策，这也是他们自称立馆之本———“向全世界展示全世界（Showtheworldtotheworld）”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英博物馆主席JohnBoyd爵士告诉我们，“大英博物馆需要加强与一些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的交流，比如中国、印度等，这是我们新一届董事会为这间博物馆制定的一项重要的新战略。”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JohnBoyd爵士2002年成为新一届英博主席，1970年代曾在中国做过外交官，后来任驻日本大使，现同时是剑桥大学邱吉尔学院校长。他与他的英博董事会并不直接参与管理，他们的工作重点在于制定战略。香港商人何鸿卿爵士也是董事会成员。
　　然而事实是，从近年英博的年度报告上来看，东方部对中国并没有什么文物借展巡展项目。而且，尽管英博的研究人员一再称中国专家的支持非常重要，并且在中国的专家一向有求必应，但却几乎没有学者被英博邀请来此共同做研究。一位重要的敦煌研究的中国专家，先获英博的专家邀请，但当他提出正式申请后又被馆方拒绝。这里也没有任何中国文物被送去中国展览，更没有大型的中国文物巡回展在中国进行。
　　原因似乎很简单———英博委员会制定的战略并没有资金的支持。
　　东方部主任Knox先生说，欢迎中国专家与学者来作研究，但博物馆很少有资金做这件事。
　　没有对中国的借展和巡回展，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没有资金。
　　Boyd主席也承认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活动受到了限制，其主要原因是缺乏政府资金的支持。
　　事实上，相对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收入，来英国参观英博将是一笔巨大的费用。对于中国的专家学者来说，自费来英博，再加之签证的重重手续，也会非常困难。
　　这也意味着，他们可能在自己的一生中都无法看到这些自己祖先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尽管有些是自打从他们的孩提时代已耳熟能详的，如《女史箴图》、敦煌画卷等。
　　但从英博的年报上来看，中国文物对美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活动却是不少。同时我们也看到大量的捐赠也来自这两个国家的企业或个人。
　　综观整个英博文化交流活动，主要集中在欧美日等第一世界国家。“向全世界展示全世界（Showtheworldtotheworld）”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向第一世界展示世界（Showtheworldtothefirstworld）”。
　　（后续调查报道将于近期刊出）

　　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最早的公共博物馆之一，经过250年的经营，拥有近700万件藏品。它给自己的定位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对艺术、自然历史和科学的理解和认同。自创建以来，大英博物馆一直秉承三大原则：第一，完好、完整保留其所有藏品；第二，藏品向所有公众开放；第三，由全职的博物专家守护文物。
　　“英博”一向被认作是在中国之外藏有最多最好的中国文物的博物馆。事实上，“英博”某些类别的收藏还要优于中国，例如敦煌画卷与经卷（经卷现已随大英图书馆一起搬出了“英博”）。
　　中国文物被“大英博物馆”视作最重要的收藏之一。馆方称古代中国藏品与古代希腊、埃及收藏一并为“英博”收藏的最重要最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馆中很多文物都是绝世珍藏。比如，清代乾隆帝的心爱藏品、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的唐代摹本。

图：
　　千年彩色木雕佛像的密封条至少已脱落一年却无人理睬　　道峰  摄

　　本报记者、特约撰稿人授权本报声明：本报所刊其作品，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申请转载、摘编者请发传真至020－87370368或发电子

　　一次把竞争和淘汰法则引入象牙塔的变革，一次为中国大学找寻新路的尝试。

　　北大激进变革

　　□本报驻京记者  林楚方  孙亚菲

　　燕园“地震”

　　5月12日，北大的张老师得到通知：学校有一项改革将涉及到自己。“我当时想，会是什么改革？是分房子？从筒子楼搬出来换大房子？不可能，哪有那么好的事！”

　　张老师打开电子邮件，有一份WORD附件，标题是《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文件要求老师们赶紧提意见，由系里将意见汇总给学校。

　　“我赶紧看，越看越难受，脑子一下子感觉有点懵。我对北大有很深的感情，有一种家园似的归属感，但看到这份文件，我忍不住怀疑：这个‘家’是不是我的？”

　　让张老师震动的这封邮件显示，如果上面的条款变为实际措施，他在北大的“铁饭碗”立马就会被打破，也就是说，过去一进北大终生不用担心被解雇的局面不再存在。《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的核心是引入竞争和淘汰机制，方案规定，在讲师和副教授岗位的教员都有定期合同，在合同期内最多只能有两次申请晋升的机会，不能晋升的将不再续约；副教授一旦晋升为正教授，则将获得长期教职（类似国外的终身教职）。

　　身为副教授的张老师如果在规定期限内不能晋升为教授，那么就将离开北大。

　　张老师觉得这变化太突然，“晚上我一个人睡不着，想不通！突然，电话铃响了，外系一个比较好的哥们打过来的电话。”

　　那天晚上，两个人通了好长时间的电话，对方也是副教授，他对张老师说，“我们系里那么多哥们等着上（评正教授）呢，指标就那么几个，我忍了一年又一年，不忍心‘同室操戈’，这么多年还是副教授，我认了。可是，这个方案是逼着我要么争，要么走！”

　　通话在越来越低沉的语气中结束。第二天，关于此事的讨论在燕园内迅速蔓延开来。开始是朋友之间，后来在网络上形成风潮。

　　据了解，《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在公布之前，已经在学校管理层内部研讨了5个月的时间，先后九易其稿。方案的基本原则是：教员实行聘任制度和分级流动制；学科实行“末位淘汰制”；在招聘和晋升中引入外部竞争机制，原则上不直接从本院系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新教员；对教员实行分类管理，招聘和晋升中引入“教授会评议制”。

　　当时SARS在北京的肆虐之势未见消减，但北大的这个人事改革方案在燕园引发的震动丝毫不亚于SARS病毒。

　　支持者说，方案具有前瞻性，与国际规则接轨，有助于北大尽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反对者则对改革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大学是公立大学，教师为公职人员，不能说解聘就解聘，没有法律根据。

　　由于改革方案主要涉及的是讲师和副教授，因此受影响最大的是中青年教师，反应最强烈的也是他们。

　　中青年教师最大的意见，是认为改革不公正：“不少教授的水平不如副教授，甚至不如年轻讲师，为什么他们要受到保护，不跟我们在同一起步线竞争？”“北大问题更多的在管理上，为什么不从行政系统的改革入手，而首先向教师队伍开刀？”

　　校方的思路很明显：用阻力最小、最可操作的方式推进改革，“改革没有最优，只有次优！”北大人事改革方案的起草者、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说，“我们的改革是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换来一个新的体制而不是与任何人过不去。”

　　不同的声音在燕园激荡，利益各方在方案背后暗暗博弈。

　　北大校领导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北大等不及了”的声音：不改革可以活下去，但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将是镜花水月。

　　其间，作为改革方案的执笔人和重要推动者的张维迎发表了广场演说。他说，北大的学生不是万里挑一，也是千里挑一，而北大的老师却不是。张的露天演讲得到了部分学生的共鸣。

　　在谈到改革引起巨大反弹的时候，张维迎说：“之所以改革会遇到强大的阻力，是因为大家习惯了旧的体制。”张此言一出，顿成众矢之的，张维迎不得不在各种场合进行艰难的解释。

　　历史系一个老师的文字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中青年教师的共鸣：“中青年教师没有‘灯火辉煌’的办公室，一些人在不到30平米的家中，往往只有等到妻、儿睡觉以后，才能在狭小的阳台上展书工作。而他们因为对改革方案提出了一些意见，竟然被视为了改革的反对者。”

　　6月16日，在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北大又拿出了第二份征求意见稿，再次提交全校教师讨论。

　　“第二稿是在第一稿的基础上修改的，更加符合院系的情况，更具操作性。”北大校长许智宏说，“目前的第二稿会更广泛地听取意见，接下来可能还有第三轮征求意见。”

　　人们注意到，第二稿删除了对“分级流动制”的一些具体要求，如“讲师层面的流动比例控制在总量的1／3以上，副教授层面的流动比例控制在总量的1／4以上”。而空缺教授岗位1／2以上对校外公开招聘，对外招聘名额不得用于内部晋升等规定也因受到激烈反对，在第二次征求意见稿中取消了比例限制，改成了“内部申请人和外部申请人平等竞争”。

　　显然，各方在一些问题上有了相互妥协。

　　尽管第二稿有了一些修改，但争论仍然存在。

　　对此，北大副秘书长赵维明说，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现象，也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学校也始终认为，北大改革要取得成功，最终要得到全校师生的认同。所以，学校现在没有回避大家的意见，而是以积极的态度来听取大家的意见，而且就在听意见的过程当中，不断完善这个改革方案。”

　　“改革本来就需要一个过程，是逐渐成熟的。”改革小组基本上由学校的各个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规划部副部长李强认为，从草案到最后实施，实际上是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也是集体形成共识的过程。“任何人都有局限性，所以方案要修改，不但有二稿，很可能还会有三稿、四稿，逐步来平衡各种利益。不对的地方就改，改了就好了，大家不必纠缠于细节。”

　　改革动力

　　据北大校方介绍，北大此次改革的直接动因，源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压力。

　　1999年1月，北京大学全面启动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这就是通常所说的“985”计划。为支持北大的发展建设，从1999年开始到2001年，国家财政为北京大学额外拨款18亿元。这18亿，使校园建设和教职员工的待遇得到了较大改善，但一些意见也接连而来，“一些政府部门的主要官员甚至明确地提出对我们的批评，北大教师质量的提高速度和科研水平远远赶不上国家对北大的支持速度和北大教师的工资增长速度。有些人甚至提出把用于北大清华985计划的经费转投于农村普及教育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北大感到了压力，而要想继续获得国家的支持和经费，要想实现一流大学的目标，必须得有实质性的改革举措。

　　主政者自然而然把目光投向了教师队伍。一流的大学首先得有一流的教师，而在北大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老师，三流的管理。”北大有最优秀的学生，但并没有最优秀的老师。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曾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听说，美国东海岸那些跟中国学术交流较多的著名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经常跟他们的成员（多半是访问学者和教授）说，你们到我们这儿来，许多事情都不用你们做，但有一件事情可要帮忙，就是一旦中国内地的教授学者来作报告，你们无论如何也要来凑个数。为什么？因为研究中心请人来作报告，讲得好人家坐下来听，讲得不好没人听。只是来自中国内地的教授学者来作报告的时候，无论你们愿意不愿意听，都要来帮忙凑个人数。就是说，相对于整个东亚高教界来说，中国内地教授们的水平都是最低或接近最低的。至少西方学术界这么认为。”

　　北大的这次激进改革，试图通过竞争和淘汰机制，放眼国际，选拔优秀人才，筛除平庸之辈，尽快地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

　　“不管以前北大提的教授合格与否，一定要保证改革后提的教授都合格。”张维迎说。

　　事实上，在北大推出这个改革之前，光华管理学院已经进行了类似的尝试。但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否认了北大改革“移植”于光华模式的说法。

　　“光华改革是我主持的，有好几个副院长参加，尤其是常务副院长朱善立。现在外面说张维迎主持光华学院日常事务，那是过去的事情，他担任校长助理后，常务工作就是朱善利副院长主持。”

　　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朱善利说，光华的改革与学校有所区别，采取的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兼顾了效益和公平”，不像学校那么激烈。

　　扭曲的评价机制

　　尽管北大人事改革方案争议很大，但几乎所有的人在“北大必须改革”上都有共识。争议的只是改革的途径、模式和突破口的选择上。而争议的过程，把北大乃至整个中国大学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更加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比如近亲繁殖问题、学术评价机制问题、泛行政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给改革者把握改革方向、加强改革的系统性无疑大有帮助。

　　几年前曾有一篇曾轰动北大的文章《北大，魂兮归来》，文章说，1991－1993年，某文科大系的学术委员会，每年都要“枪毙”一两篇已答辩通过了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其理由一概是：看不懂。

　　1999年，“通不过”的命运降临到北大博士生刘燕文身上，论文答辩委员会以及刘所在的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通过了刘燕文的论文答辩。

　　按既定程序，论文被提交到北大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但校学位委员会否决了刘的论文。刘多方求解，无人告知否决的实质理由，只是告诉他，票数不够。

　　刘燕文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的光电阴极的研究》，“不仅文科的人不可能懂，而且，即使是无线电专业的人士，如果不是专门研究‘阴极’，也难以搞懂。”刘说。

　　而评定刘燕文博士论文的北大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只有一人来自与无线电相关的专业——物理系，其他委员来自诸如法律、文学、历史等等院系。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出现了：这个学位评定委员会能够进行学术讨论吗？”刘燕文的代理律师、同为北大博士的法学院学生何兵（如今已是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对本报记者说。

　　按照北大官方网站上数据是，2002年，北大合计招收博士生879名，硕士生2940名。

　　何兵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北大和国家的有关规定，硕士以上的学位论文必须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评定。也就是说，到2005年夏季，北大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每一位委员须评定879篇博士论文和2940篇硕士论文。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按现行的学位论文撰写的基本要求和实际惯例，硕士论文一般最低应达到3万字，博士论文一般最低应达到8万字，两项合计，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的总字数最低应为15852万字。按各校惯例，学生答辩应在每年的5月至6月间。答辩完毕后，首先交由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定，再交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定，而学生应在每年的7月中旬离校。这就是说，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阅论文的时间，充其量不足一个月。以此计算，每位评委平均每天的阅读量为528.4万字。”

　　“如果按一本书30万字计算，平均每位评委每天要读17.6部书！这些委员们是如何在一天之内读完17.6部书的？”

　　何兵认为，中国的这种校学术评定委员会设置并非国际上的通例，很大程度上，它是独一无二的，是建国以后一段时间内，国家行政权力无所不及这一历史现象的现代遗存，是教育行政化和学术行政化的一种具体体现。

　　这样一种运作安排不仅是一个人的命运被改变，“更重要的是严格的学术民主制度可能被送入未名湖底！”这也仅仅反映了北大乃至中国大学学术评价问题之巨大冰山的一角。

　　与“看不懂”相比，更可怕的是学术的评价往往让位于关系的竞争。北大某社科类系的一位副教授说，学术委员会投票之前，如果你想评上要先进行“电话外交”，有时，评定之前，票数已定。

　　据了解，去年该系只有一个教授晋升名额，而竞争者众，只有一个人上去了，于是引起其他一些人的不满，于是人们便向上反映他的“问题”，直到他从教授上“掉”了下来，同大家回到同一起跑线。

　　狭窄的通道，过之者众，在竞争中，学术评价机制的评价功能被高度扭曲。

　　目前，中国高校的职称评价机制是“三级评审，系为基础”，三级是：系学术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校学术委员会，每个参评者的命运，将由来自不同学科、不同专业、持有不同见解和主张，特别是拥有不同利益考虑的近百位评委投票裁定。

　　“每个人都必须在每一级全票通过方可进入下一级，显然，这对于有独立学术见解，倡导一家之言者尤其是死路一条。”

　　在北大学习工作近40年的夏学銮教授，是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成员，每年都要参加职称评定。谈起学术委员会的评审工作，夏教授的语气非常无奈：“完全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有这个打电话，那个打电话，但我心里有数。我们也真是受罪，压力很大，叫谁上谁不上，那一票非常沉重的。”

　　据某系副主任透露，由于学校每年给各系的教授名额非常少，目前竞争已异常激烈。如果学校按新的改革方案实施，很可能出现中青年教师为争夺教授职位而“打得头破血流”的局面，不仅内部团结崩溃，还将滋长教师们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甚至出现“学术权力寻租”。

　　北大法学院年轻讲师赵小利（赵晓力）对本报记者说，现在当务之急是改变系的架构（恢复系的本来性质），一个系，一个学院（学院一般是行政性的——在香港大学也是这样——只有系faculty才是学术共同体）应该是学术共同体，而不是福利共同体。

　　“一个学术共同体的运作是能够保障彼此的了解，（比如在耶鲁法学院，几乎每天都有学术研讨会，教师下了课就来参加）谁水平高水平低可以一目了然，而目前的状况是，大家一年见不到几面，谁也不了解谁，你让别人了解你，怎么可能？系不应该只是发工资，发奖金，发米发面发油的地方。”

　　行政化之痛

　　扭曲的学术评价机制背后实际上有泛行政化的阴影。而高校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一直为人们所诟病，被认为是制约高校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将近两个月的改革讨论中，这一问题不断被提及：北大教职工总数量是8000名，后勤行政占2/3，而处在教学和科研一线的教师只占1/3。“北大庞大的资源掌握在2/3人的手里，为什么不改变他们，而先改教师呢？”

　　一位老师说：“我看到那些豪华的行政机构，就感到心酸，很多部门一个办事员就可以有一间豪华的办公室，用的是液晶显示屏的电脑，而我们很多老师连自己的办公室都没有，只能在饭桌上看书备课！”

　　对教授而言，没有自己的助手、秘书和办公室，很多经费也不是由教授来支配，且几乎一切有关教学、研究管理、生产福利的大小事务，教授均无决定权。

　　“这些事务掌握在教务部、人事部、资产管理部、财务部、国际合作部、基础工程部、保卫部、学生工作部等数十个校级党政部门以及院、系、教研室中。”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曾就读于北大的郑永流说：“连教授资格的认定，也是由有许多行政领导参与其中的各级职称评定委员会来决断，即使这些部门负责人有的是教授，但不是以教授身份，而是以行政身份在行动。”

　　清一色的由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又决定不了学校的大政方针，在这种以行政为中心的，且又条块分割的格局中，如果一个教授无任何头衔，“他惟一的权力就是讲课与写文章。”

　　“为什么行政系统这么庞大，因为官本位所致！管理学校就是依靠发越来越多的文件，开越来越多的会议，进行越来越多的考核达标，官场化行政化在大学泛滥。”教育学者杨东平说。

　　可以说，目前高校体制的一个重大的矛盾是，越来越多涌进高校的资源和落后的资源配置体系的矛盾，而行政主导的方式无疑是这一矛盾形成的根基！在这样的情况下，部分教师提出改革指向问题又似合理——“为什么这些最为迫切的问题不能触及？”

　　北大网上一个署名李青鱼的人的建议在几个网站上被转载：“北大改革最本质而不可回避的问题，实际上，不是学校老师的职称如何聘任，而是‘学校资源如何分配’，公开财务预算，公开18个亿的投向。”

　　“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回答如下诘问：回答教育部，每年给那么多钱，是怎么用的？回答学校内部，每年那么多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回答占用学校最大资源，却没有有效产出的是些什么？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的第一刀可以砍向哪里？”

　　“张维迎老师是经济学家，从这个地方入手，才真正显出专业水准！”

　　张维迎的解释是，同时推出行政改革和教师体制改革震动太大，不利于学校工作的稳定。另外，在教师人事管理改革推行一段时间之后再推出行政人事体制改革，行政人员相对容易接受一些。

　　“现在是教员对行政人员有意见，行政人员对教员也有意见。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如果教授水平不高，当教授是论资排辈，要求高质量的行政服务也有些不理直气壮。你说我的服务不好，你又是什么水平？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和效率固然重要，但对一个大学来说，最关键的还是教师队伍的素质。”

　　仔细品来，许多责难显然已经超出了张维迎的能力，甚至超出了北大的能力。利益博弈的道理是，谁控制着最大的资源，谁就有最大的发言权，在北大也不能超出平常。

　　赵维明副秘书长告诉记者，事实上，北大早在1999年，就推行了一场变革，其主要内容是对行政管理层和后勤开刀，“学校一级由原来42个部处，直接精简到19个，取消了很多职能重复的，或当时认为不大必要的部门，对臃肿的机构进行大幅度消肿，力度相当大”。

　　然而有人认为，那场行政改革更多是数量上的改进，而对“泛行政化”的本质没有更多触动。因为对于校方来说，进一步深化行政改革，也绝非北大这个层次可为。教育部就有好多机构，上面有机构就要求下面有相应的机构，北大改了，上面没改，最后对北大反而不利。

　　北大的社科处和自然科学处合并为科研处，结果上级就对北大表示了不满，“据说还影响到北大申请基地的事情，说你没有社科处，上面找不到对口单位，最后北大不得不恢复了原有的模式。”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透露。

　　“聪明如闵维方、张维迎者不能不知道，北大不是真空中的北大，有些改革必须要等到外部改革条件成熟后再为之，但在外界环境没有实质性变化之前，北大不能再等。”

　　官场化之弊

　　与行政化相联系的，是学术官场化的问题。

　　从北大转入清华任教的社会学者孙立平认为，“1990年代以来，体制内的资源迅速增加，而配置资源的体制没有改变，原来几千元都是‘钱’，而现在动辄多少万，怎么配置？”

　　孙立平认为，对于官员来说，在不能分清和弄懂学术的时候，只能通过他们所熟知的手段来评价。而学者不得不按照官员的要求行事，博士点、基地、博导数量的争夺在各个高校之中展开的厮杀则是学术围绕官场转的集中体现。

　　“比如各种评比，上面要看的不是学术，而是多少教授、博士，有多少计算机、多少本专著、多少篇论文，培养多少学生，而很少有更能体现学术价值的东西。”

　　为什么这么评价？“因为官员最熟悉的就是数量。”孙立平说。

　　毕业于北京大学，已经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的郑永流则将高等教育体制中的官场化倾向归结为审批学术和等级学术造成。“大学有重点，重点中又有重中之重，把大学分成等级。对人也是一样，你是‘百千万’工程里的优秀人才，他是跨世纪人才，他是重点资助人才。”

　　郑永流认为，分级又和审批学术联系在一起，谁来评定？只能官方评定，博士点，硕士点，基地，国家重点学科都是审批来的。

　　“审批学术和等级学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中国特色和长期以来行政化的体制联系在一起。”郑永流说。

　　孙立平说，官场化的倾向在学校中的蔓延已经达到一种无法阻挡的态势，它深刻地窒息着任何一所大学的精神，无论是北大还是清华。

　　可以说，上述现象只是教育体制之冰山一角，而处在改革大辩论中的北大，如何能够从中脱身？
　　北京大学法学院知名教授贺卫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他对北大改革的忧虑，“在北大外部体制和一些内部生态不进行实质性触动前提下，北大改革前景堪忧。”

　　贺卫方说，“北大甚至教育主管部门能否拿出勇气，以壮士断腕之气魄进行真正的改革，也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也才能取得成功。”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杨凤春说，如果北大的改革能够体现一种善良的意图，建立进一步解放人、尊重人这样一个体制，更加实事求是，有助于北京大学的未来发展，“那我想北京大学老师们是会非常欢迎和支持这场改革的。这和中国1980年代初的改革一样，是一个人心所向的问题。如果道理讲得通的话，改革的阻力可以忽略不计。”

　　改革的未来：妥协还是坚持？

　　从一稿到二稿，北大的改革经历了从沸沸扬扬到逐渐平息的过程，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不少老师正在静观改革的下一步进程。

　　“对于这个改革方案，我觉得最后恐怕不会是这样吧。我有一种潜在的感觉，认为北大不可能变成这个样子，作为所谓的精神家园也好，北大的内核，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改变的。”这位北大副教授表示，改革者与被改革者在未来还会“持续博弈”，“当局应该考虑解决一些切实的问题，因而相信方案还会有所变化。”

　　她的话，反映了不少中青年老师目前的心态和想法。

　　尽管校方通过媒体等多种渠道，向社会表露改革的坚定决心，但仍有不少人对这场激进的改革未来前景抱怀疑态度。

　　“由于现实环境影响，中国的改革从来具有不彻底性。”一位政府官员分析说，当年的中科院改制也可谓轰轰烈烈，最后结果是无疾而终，“该下的依然没有下，该走的还是没走。”

　　赵维明对这样的说法表示了质疑：“改革肯定是渐进式的，不可能一步到位，要经过几次，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才可能取得成功，这不叫做不彻底。”

　　“实践也证明，渐进式的改革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说，我们只是把这样一种改革的理念提出来，然后能够做多少，就坚决做多少，能做到什么地步，就到什么地步。但它并不意味着，有些东西在现实情况下还实现不了，就证明这场改革是失败的，或者说是不彻底的。北大如果要永远存在下去，那他永远都要改革。”赵维明意味深长地表示，要看北大这次改革如何变化，“关键在于第三稿的修改情况。学校改革小组将利用暑期，对各方面意见进行梳理综合，预计在秋季推出第三稿。”

　　届时，未名湖畔这所百年老校，将再起何种波澜，无疑成为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