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os Dai’ Blog No excuse, no panic

　　马上想起了《刮痧》里的情节，按照美国法律，让X岁以下的孩子独自呆在家里是违法的。当时感觉美国人真的很无聊，干什么都违法，这种也能立法。现在才体会到这才是法制社会，用法律形式来杜绝所有可能发生的社会隐患。
　　像那位妈妈，在美国很可能就被儿童福利机构起诉，从而剥夺亲身孩子的抚养权。而中国媒体在乎的，就是出事以后所谓“社会主义爱心接力棒”，赞颂大家怎么怎么齐心合力拨打110，出租车司机么不要钱，医院么全力抢救……晕，看问题角度非常有问题。

　　衡阳大火现场　　本报记者 柴春芽 摄


　　如果大火没有发生过，衡阳的违规楼房和背后的规则，能进入我们的视野吗？能最后公开吗？
　　衡阳大火背后的灰色链条

　　□本报驻京记者  孙亚菲
　　□见习记者  成功
　　□实习生  陶达嫔
　　雁城悲恸
　　11月9日，清晨7时。
　　“但愿今天不要下雨。”陈洪伟郁郁地说。他所在的殡仪馆，承担了衡阳“11·3”特大火灾遇难消防官兵追悼会的现场布置工作。由于突来的阴雨天气，原定将勇士们的骨灰盒移至大会场的仪式被迫取消。
　　第一批寻找出来的遗体，因为埋得浅，还没受到多大的损伤。而后面的八个，由于压得太深，加上烟熏火烤，几乎都面目全非，其状惨不忍睹。
　　“修容师为遇难官兵整形时，我们都在场，没有一个不流泪的。”陈洪伟的声音有些哽咽。
　　早晨8时，尽管阴雨连绵，衡阳市开发区船山广场上却已人流如织。
　　哀乐，花圈，松柏，小白花，静默的人群。
　　越来越多的市民从四面八方涌来，从这20位素未谋面的烈士遗像前踽踽而过，低头，默哀，静思，垂泪。
　　衡阳武警消防支队一名姓许的战士说，看着战友们的照片一字排开，仿佛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那一刻，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我很难受。”曾越喃喃地，反复念叨这四个字。他的孪生哥哥曾辉，是这场事故中最先牺牲的战士。11月5日，曾越满21岁，往年和他一起庆祝生日的哥哥，而今却成了挽着黑纱的遗像。
　　赵康林的母亲在得知儿子牺牲后，不知哭昏过多少次。而站在大会场一米多高的儿子的遗像前时，她已经没有了眼泪，只是空洞地望天，木然不吐一字。一边陪伴的工作人员，无不心酸落泪。
　　悄然流动的哀伤气氛，比寒风更透骨。付出20条生命后，我们到底吸取了什么教训？

　　验收手续在哪里？
　　据透露，大火发生的当天，作为引发火灾最大嫌疑的谢志文、谢志革已被公安机关传讯。居民们说，他们经常看见有人在一楼用硫磺熏红枣、八角等干货，向保安反映多次没有效果。而11月2日傍晚7时左右，就有居民看见“有人在楼前洗红枣”。
　　事故由何引起？一场大火为何会烧塌一栋竣工才五年的大楼？背后有什么原因？这些疑云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就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国务院就派出调查组奔赴衡阳，就事故原因展开周密调查。11月6日，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副局长王德学到衡阳“督阵”，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要弄清火灾是怎么燃起的，查出直接相关责任人；二是建筑物为什么会坍塌，查清究竟是设计、施工、建筑材料还是别的什么问题造成的。
　　一时间，各种传言四起，衡阳的气氛显得更为凝重。
　　11月7日，本报记者赶到衡阳时，火灾现场已被戒严，不再允许记者进出。透过阻隔的木板，记者看到，大厦垮塌部分是位于西北角的三、四两个单元，紧邻的二单元虽然没有倒塌，但已被烧成了框架，一面墙壁熏得焦黑。中间空地上瓦砾堆积如山，虽已隔时日，但不断有烟雾冒出。专家说，内部火源尚未完全熄灭，仍在“阴燃”之中。
　　衡州大厦94户共412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出，“大富贵家具城”因与之间距过近，担心残楼倒塌殃及无辜，故将该楼60余户住户也撤出。原先人丁兴旺的住宅区几成死城。
　　据流连在现场的一些灾民反映，衡州大厦是“豆腐渣工程，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
　　1998年买房入住的胡六菊说，从第二年开始，她家厨房和厕所的墙壁、天花板就开始渗水，严重的时候，“地上都是薄薄一层水”，而且客厅中间的横梁上出现裂缝，她曾多次找物管反映，都没人来解决。
　　像胡六菊一样对衡州大厦建筑工程质量提出质疑的住户不在少数。在火灾现场，衡阳市建筑工程管理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还告诉记者，衡州大厦“梁柱内钢筋数量不足，楼板厚度不够”，质量不过关再加大火长时间燃烧，在短短3个多小时内倒塌“不足为奇”。
　　那么，大楼究竟有没有质量问题？
　　事故发生后，这样的质疑让衡州大厦的开发商——永兴集团焦头烂额。他们派出了副董事长戴健平担当“新闻发言人”，应对蜂拥而至的媒体。
　　“我们用的都是合格的建筑材料，也专门请专家做过质量鉴定。质量有没有问题，调查组会有一个结论，任何猜测都是不负责任的。”戴说。
　　为资证明，戴健平向记者出示了相关“证据”：从湖南涟源钢铁厂购进钢材、湖南祁阳黎家坪水泥厂购买水泥的凭证。
　　至于质量鉴定，记者没能看到本应由衡阳市建工局出具的验收合格证明，而只有由“湖南长沙有色物探技术工程公司”出具的“基桩无损检测报告”，以及“衡阳市朝阳防水材料厂”颁发的“建筑材料产品合格证书”。
　　为何没有质检部门的验收手续呢？戴健平解释说，由于规费没有交齐，市质检部门没有对衡州大厦进行工程监督和质量验收，所以，永兴集团自己请人进行“自检”后交付使用。
　　不仅如此，记者还发现，竣工五年之久的衡州大厦，居然没有建筑单位资质证明和工程施工许可证。
　　对此，戴健平先含糊其词，称修建衡州大厦时为公司初创期，资料保管不规范，“很多凭据已经遗失”。经记者一再追问后他表示，衡州大厦是永兴集团的前身———永丰资源开发公司承建的第一个项目，创立之初只有18个人，其中一些人有施工资质证，但整个公司尚未取得建筑单位资质证明。
　　“当时永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在集团的董事长李文革与核工业部25建设公司合作，成立了一个工程处，李董事长任处长，所以我们就用了25公司的资质进行建设。”
　　就这样，一个没有建筑资质的公司，在没有取得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于1997年4月自己开发设计，年底即完成了衡州大厦的整体建筑施工。

　　监督了没有？
　　按照流程规定，一项工程在计委立项后，应到建工局报建，在核实了建筑资质证明、土地使用手续之后，交纳完规费，发给施工许可证方可进行施工。这期间，还须由建工局的工程部门对整个施工过程进行质量和安全监督管理，竣工之后，由建筑质量监督站组织验收。取得验收合格证明后，房地产公司持相关手续，到房地产产权登记处进行备案，购房户方可办理产权登记。
　　然而，记者到建工局、质检站、规划局、房地产产权登记处等多个部门走访了解到，衡州大厦相关手续都阙如。
　　衡阳市建工局原工程科科长、现在的工会副主席肖祥松表示，对这个过程“一点都不知道，从来没听说过”。
　　“直到起火那天，才知道衡州大厦的具体方位，这之前，只去过一次隔壁的衡州大市场买东西。”
　　作为主管全城建设施工的部门，一个如此大的工程在建，怎么会一无所知呢？肖祥松的解释是，建筑行政部门分为两块，一块是市场，一块是现场。“市场块通过了资质审核，手续交到我们手里，我们才能够组织现场的质量监管。前面的手续都没有，我们怎么可能进行监理呢？”
　　衡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也给出了同样的理由：上面的手续没办理，下一个程序就可以不进行。因此，质检站不清楚衡州大厦的任何事宜。
　　那么，这是否表明，建筑部门就无法对这样的“违章建筑”进行监督管理？
　　答案是否定的。
　　市建工局稽查大队一位姓谢的工作人员表示，稽查队的职责，就是每天在城里巡视，一旦发现手续不全、不符合规范而私自开工的工程，稽查队有权勒令其整改、停工甚至拆除。
　　为何衡州大厦得以顺利施工乃至竣工，且堂而皇之存续5年之久，难道稽查大队发现不了如此之大的问题？
　　谢称，他刚刚从部队转业来建工局，以前情况不是很了解，且时间过了这么久，管理人员换了几拨，“恐怕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然而，永兴集团收集的关于衡州大厦的材料显示，宣称“毫不知情”的相关部门，实际上不但知道这样一个项目存在，而且还收取了一定费用。例如1997年，永兴先后交给建工局25万元的“公用设施配套费”、1.84万元的“管理费”和8885元的“招投标管理费”；市质检站也分别在1997年12月22日和1998年8月17日，收到永兴交来的1562元检测费和9360元质监费。
　　戴健平说，大概由于一些费用没有交齐，有关部门才没给办理手续，一直拖到现在。
　　尤为奇怪的是，除土地使用证外其他手续全无的衡州大厦，不仅取得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在竣工后没有验收的情况下，购房户全都顺利取得了房产证。

　　谁开的绿灯？
　　一个违章工程，为何一路绿灯？戴健平向记者透露了一些原由。
　　衡州大厦原是衡州大市场的配套工程，1994年由市计委立项，交给江东城建开发公司开发。
　　“由于涉及到50多户拆迁户的安置问题，江东公司认为无利可图，就把这个项目转让给了我们。”戴健平出示了一份签于1995年6月25日、有市计委领导批示的“项目变更单位报告”，并表示，一些领导承诺，可以参照市里重点工程的做法，在办理手续方面“先上车，后补票”，“边报边建”，另则享受一些规费减免。
　　“比如产权登记，就是我们跟房地产产权监理处事先协商好，先为住户办产权，手续日后补齐。后来公司事情一多，可能就没再补。”
　　建工局有关人士向记者透露，在衡州大厦违章问题上，不是没有过反对声音，但有市里领导出面担保，就不了了之。
　　“有些事情不需要我们过问，也过问不了。”好些知情人士都无奈地表示。
　　正是有了这样背后的支持，永丰公司的违规行为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家住“大富贵家具城”的一位银行职员告诉记者，他当初买房子时，不知道背后要建衡州大厦，直到有一天，突然见大厦动工，其建筑墙体与家具城近在咫尺，远远超过了规划红线，大伙才着了急。
　　“当时几十户人联名上告，但没人管我们，最后衡州大厦就紧挨着家具城建起来了。”他忿忿地说，他家住六楼，因为光线不够大白天都需要开灯；对面人家电话响，他常常误以为是自己家的而跑去接，后来不得不换部铃声不同的电话机。
　　记者在衡阳消防支队绘制的图纸上看到，同为九层楼高的衡州大厦与南面的“大富贵家具城”，地面间距仅3.1米，空中间距甚至不到两米。西面的消防通道，南头3.7米，北头仅3米宽，既不符合采光要求，也达不到消防规定。
　　不仅如此，永丰公司为“少交规费多卖平米”，私自加盖一层楼，由原来的8层变为9层，总面积由8300平米增加到9300平米，按物价局核定的每平米950元算，仅此一项，进账近百万。然而，屡屡撞线的永丰公司，没受到有关部门任何形式的处罚。
　　据永兴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当时主管建筑行业的副市长，是现任南华大学党委书记李湘沅。记者致电李湘沅，希望了解衡州大厦当年规划建设的相关情况，对方以自己“1997年就不再主管建工”为由拒绝回答。

　　李文革在衡阳
　　在衡阳市最繁华的解放路上，有一座标志性建筑：33层高的“永兴阁”。
　　它是永兴集团在衡阳开发的第九个项目，也是董事长李文革的得意之作，号称“湘南第一高楼”。李文革的家，就在最高的33楼上。
　　然而，衡州大厦的这一场大火，打破了这位“城市最高处的人”平静的生活。11月12日上午，记者在珠晖区永兴集团总部见到他时，他神情凝重，面色憔悴，尤其是声音喑哑，显出内心的焦虑。
　　“我现在不方便说什么。”他以嗓子嘶哑为由，客气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集团的办公楼里，30多位业主人声沸腾，指明要永兴集团承担出租仓库导致火灾和不负责任的物业管理造成的财产损失。
　　就像无人不知的“永兴阁”一样，李文革在衡阳也是大名鼎鼎。他有着传奇般的发家历史：年仅33岁，坐拥亿万家产。而早在10多年前，他还是路边一名年轻的修车匠。
　　也正像无人能真正了解“永兴阁”一样，衡阳人很少能讲得清李文革是如何赚取第一桶金的。
　　这位戴金丝眼镜、看起来白净斯文的年轻人，从1995年着手开发自己的第一个项目衡州大厦开始，便进入人们的视线，并很快成为“明星”。迄今为止，李文革在衡阳运作了10个大的房地产项目，拥有4家一级法人单位和3家内部核算企业。
　　然而，在衡州大市场副总经理尤家驷眼里，李文革并不像表面那么温文尔雅。
　　“这里，缝了九针；这里，断了三根肋骨，差点就没命。”尤家驷在自己的额头和胸口比划着，声音有些发颤。
　　尤家驷清楚地记得，那是1997年的秋天，当时还是衡州大市场工程部部长的他，跟建设中的衡州大厦工地人员发生争执。“我跟他们说，你们施工的消防通道和下水管道有问题，双方争执了几句，我就没收了他们的鼓风机。”
　　没想到，下午，一群人冲进他的办公室，对他一阵狂殴，他当即倒在了血泊中。后来，没有任何公安机关过问，永丰公司赔了他两万块钱了事。
　　据闻，此类事情在衡阳还不少。本报2002年6月报道的《衡阳“辱医案”深度内幕》，其间就涉及永兴集团打人一事。
　　这场大火烧掉了永兴集团的“风光无限”。据悉，投资两个多亿、已部分建成的“永兴商贸城”因手续问题被叫停，“永兴阁”的一些住户开始要求退房。
　　代李文革出面解释的依旧是戴健平。他的话让记者大吃一惊：“永兴商贸城大部分手续都办了，规费也只差一点了，交完了就可以补齐施工许可证。”
　　看来，正招商热卖中的“永兴商贸城”，其操作方式与衡州大厦如出一辙：先上车后买票。其本质也是一个“违章建筑”。
　　他否定了“永兴阁”一角下沉的传闻：“高层建筑，允许一定下沉幅度，我们经过了专家鉴定，在规定范围内。”
　　但对于永兴集团违反规划设计，私加四层被政府处罚的“传闻”，戴健平做了如下解释：按照有关规定，凡高度超过100米的建筑，都需报建设部批准。为减少审批环节和节约成本，永兴集团只报建98米，而实际高度109米。
　　“超出部分被罚了款，还要按照程序再申请验收检测。”戴说，实际上超标部分本应在11月3日那天获得手续，“不巧，大火让一切都停滞了”。
　　戴健平说，这次火灾给永兴集团带来的损失难以估量：“不仅衡州大厦一楼的门面化为灰烬，而且伤害了永兴的信誉，以后在衡阳，很难拿到项目了。”
　　“这是一场大灾难！”李文革幽幽地叹息，表情很复杂。

　　□现场
　　面对灾难选择坚强
　　“这几天我一睡下去，就看见房子在倒，火在烧，人们在尖叫，警车在呼啸……一连好多天失眠了。”唐桦是《经济参考报》驻湖南分社员工，现场目击者之一。
　　回忆起当时情景，唐桦用了两个字形容：噩梦。
　　“大概是11月3日早上5点钟左右，我被一阵剧烈的吵闹声惊醒，就赶紧下床跑到阳台上观看。”唐桦这一看不要紧，站在阳台上的他倒吸了口凉气：对面衡州大厦楼下冒出滚滚浓烟，一股焦臭刺鼻的气味正向上弥漫。
　　“不好！着火了！”当唐桦心急火燎地跑进四合院格局的衡州大厦时，看见天井空地上已站了好多人，浓烟正从五单元楼下的卷帘门里不断往外冒。
　　火势越烧越旺，衡州大厦五个单元的住户以及周边楼房的居民们纷纷下楼躲避。一时间，有人呼喊，有人哭闹，有人尖叫，有人昏迷，有人忙着搬家当，场面混乱不堪。消防车和消防队员越来越多，几十支水枪开始对准势头越来越猛的大火，警察也迅即赶到，组织驱散四周人群。
　　珠晖中队战士刘文斌在浓烟中从一楼到六楼逐一敲开住户的房门，当进入5914号住户时，发现一名男子已经昏倒在门口，刘文斌把自己的空气呼吸器解下来给他戴上，背起他就往楼下跑。
　　支队警训科参谋刘知敏在疏散群众的过程中，有一个住户反映二楼西边一户住宅可能有人还未撤出，闻讯后刘知敏立即进入火场开展搜救，由于烟气大、温度高，他先后冲了3次都没有成功，最后第四次才冲入火场把被困的群众解救出来。此时又有群众反映六楼还有两位老人未下来，支队参谋长邵六芝立即带领战士杨丹、刘文斌上楼救人，走到三楼，发现一个空气呼吸器坏了，可是退下去很可能就来不及救人了，他们没有半点犹豫，迅速冲到六楼，合力把门推开，找到两位老人，其中一位老人已经昏迷，他们背起两位老人就往下冲……
　　大约两个小时后，火势和人们的情绪都渐渐平息，然而，悲剧才刚刚开始。
　　躺在衡阳市中心医院病床上的李凌，在看追悼会现场直播时，痛哭失声。
　　“20名遇难的消防队员中，有一半是我的战友啊。”李凌到《衡阳晚报》工作前，曾在湖南省消防杂志干记者多年，“有什么事情他们会立即通知我到场，我几乎就是半个消防兵。”
　　11月3日那天早上7点40分左右，正在睡梦中的李凌接到报社通知，珠晖区衡州大厦发生火灾，他“脸都没来得及洗，挎了相机就出门”。
　　“刚刚走进底楼，楼上被火烧得滚烫的水不断掉进我的脖子里，我没有防火服，实在受不了，就退了出来，爬上西面一个二层楼的平台，那里正好有三名战士在灭火，我就站在他们旁边拍照，不到三分钟，楼塌了。”
　　李凌形容说，那栋九层高的住宅楼，“就像恐怖电影那般”，笔直地向他倒过来，他本能地蹲下来，一手抱头，一手抱相机“等死”。幸运的是，气浪把他掀下了平台，平台支出部分救了他的命：他既没有被垮塌的建筑物掩盖，也没被四处飞溅的砖头瓦砾砸中。
　　在昏迷了半分钟后，李凌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他迷迷糊糊向前一看，是平时熟悉的消防支队防火处参谋杨银斌。
　　“杨银斌对我喊，李凌，李凌，快来帮帮我，我的腿断了。我看到他躺在废墟里，脚掌已经断了，只由一根筋连着。我挣扎了一下，想站起来过去，但是腰一阵剧痛，于是我跟他说，我的腰不行了，动不了，说完又晕了过去。”
　　突如其来的灾祸，几乎让在场所有的人失去了思维。正在西北角现场指挥中心指挥的支队长杨友良，在大楼垮塌后半晌没能回过神来，只是不停地喃喃：“我的兵呢！我的兵呢！”而后泪雨滂沱。周围群众和消防官兵，在目睹这场惨剧之后，全都泣不成声。
　　2003年11月3日8时27分。时间定格。

　　■记者手记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
　　“我就是想不明白，咱们的战士牺牲了那么多，救火的时候也尽心竭力，为什么有人非要往我们身上泼脏水？”衡阳消防支队一位姓李的中尉语气很有些不平。
　　就在永兴集团为可能承担的责任苦恼之际，这些天受赞誉颇多的消防队内部也不平静。媒体开始传出不同的声音，矛头直指消防队救火时间和战略战术问题。
　　“有居民说凌晨4点多钟就打119了，可我们的系统显示，第一个报警电话是11月3日5点39分25秒拨通的。我们平时训练就要求，一分钟问话，三分钟出动，有什么理由拖一个小时？！”
　　李中尉拿出一份证据交给记者，那是消防队几天前到衡阳市电信局查到的11月3日当天拨打119的电话记录单。第一个号码显示记录，与119指挥中心的相同。
　　公安部专门从吉林省消防总队调来的火灾调查专家金河龙表示，接警时间最好以119自动记录系统和电信局数据交换中心的记录为准，居民们当时情绪激动紧张，有记错时间的可能，“如果大家还不相信，专家还可以从现场的烧灼痕迹来判断大致起火时间。”
　　如果说接警时间是悬而未决的“疑案”，那么关于救火的战略战术，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话题。
　　戴健平在多次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衡州大厦起火三四个小时，早已超过建筑物的最大耐火极限，“随时有垮塌危险，消防队员应该有这个警醒意识，‘9·11’世贸大厦的倒塌，就是前车之鉴。”
　　“大楼是在完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倒塌的，这不能怪消防队员警惕性不高。”杨友良支队长说，一栋大楼要倒塌，会有相当多的征兆可以判断，而消防队设在现场的观察员，没觉察到半点问题，直到垮的那一刻才有所感觉，“可是太突然，根本来不及反应”。
　　一位战士告诉记者，两支小分队往中间挺进灭火，一是完全没意识到大楼有坍塌危险，二是的确中部火焰较猛，战士们想尽快控制火势，防止蔓延。而衡州大厦西面和南面的消防通道堵塞，加之防火间距不够，给灭火造成很大困难，官兵们不得不深入到中部去。
　　还有些在场的官兵反映，偌大一个住宅区，只配套了五只消防栓，其中一个上锁，一个没有水压，迫使消防车不得不到很远的地方装水，一去一来，耽误了灭火时机，加速了火焰对建筑物的毁坏。支队一位干部表示，在这之前，消防部门多次给市政部门反映情况，可是没有收效。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衡阳“11·3”特大火灾酿成惨剧，是由很多偶然因素组成的：如果房地产开发商能按规则运作项目，如果政府职能部门能依照程序办事，如果住宅楼下不允许设仓库，如果物管禁止商家熏烤干货，如果消防通道不被堵塞，如果市政设施能够配套到位……如果没有这么多如果，一切又会怎样？
　　或许，以下这些名字，依旧是鲜活而又蓬勃的生命，而不是纪念碑上冷冰冰的石刻文字。但无论如何，这些名字值得我们牢牢记住，因为他们代表着一种敬业精神，一种在老百姓生命财产受到巨大威胁时敢于挺身而出的精神。

　　张晓成  衡阳消防支队政治委员  39岁  湖南耒阳人
　　戴和熙  副主任工程师      　　41岁  湖南湘阴人
　　赵康林  雁峰中队中队长    　　27岁  湖南祁东人
　　钟林林  石鼓中队副指导    　　28岁  湖南新邵人
　　陈桂华  石鼓中队副中队    　　28岁  湖南宁乡人
　　张尚    珠晖中队学员      　　22岁  安徽金寨人
　　方卫平  雁峰中队班长      　　22岁  浙江开化人
　　郭兵华  珠晖中队文书      　　23岁  江西莲花人
　　刘昌瑶  石鼓中队班长      　　21岁  湖南常宁人
　　贺华东  珠晖中队战斗员    　　20岁  湖南宁乡人
　　谌献波  珠晖中队战斗员    　　20岁  湖南安化人
　　曾辉    特勤中队战斗员    　　20岁  湖南株洲人
　　刘庆东  珠晖中队战斗员    　　19岁  湖南耒阳人
　　彭国辉  雁峰中队战斗员    　　19岁  湖南湘乡人
　　薛相林  石鼓中队上等兵    　　20岁  湖南临澧人
　　郭铁牛  特勤中队战斗员    　　19岁  湖南湘潭人
　　李代伟  石鼓中队战斗员    　　19岁  湖南望城人
　　周忠君  石鼓中队战斗员    　　18岁  湖南郴州人
　　张虎    列兵              　　18岁  北京密云人
　　聂学敏  雁峰中队代理副中队长  23岁  湖南汉寿人

　　本报记者、特约撰稿人授权本报声明：本报所刊其作品，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申请转载、摘编者请发电子邮件至nfzmcopyright＠vip.sina.com。

　　向春  制图（详见PDF第2版）

永兴阁在修建时已引起人们关注

　　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10月25日被检察当局逮捕引起的冲击，已经持续了两周。俄罗斯执政当局自然希望把这一事件视作是单纯的司法案件。但是，舆论似乎并不这样看。霍氏被捕以及俄罗斯内部出现的政争，表明普京就任总统以来罕见的政治稳定局面告一段落。分析家认为，冲突和政争，事关俄罗斯未来走什么样的道路。而如何对待大实业家，则是这一关键抉择的综合标尺。


　　俄罗斯转型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以宪政建设为核心，其二是非暴力的“和平赎买”。转型的宪政特征，使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参与爆炸”；转型的“和平赎买”政策则带来权贵资本主义的诸种弊端。
　　正如叶利钦和盖达尔所描述的，用所有权换取前苏联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用新国家政权中的权力换取旧的权力，是俄罗斯转型的主要构想，其出发点是，这种换取比通过暴力剥夺以及发生国内战争成本要小。
　　作为曾被当局刻意培育的宪政民主的同盟军，在转型过程中崛起的金融家、实业家，自然参与了政治。霍多尔科夫斯基当初就是带着“成为百万富翁”的梦想投身商界的。在1996年总统竞选的关键时刻，这些金融家和实业家主动投入了叶利钦的阵营，给予叶氏至关重要的支持。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俄罗斯政权被寡头控制”的说法出现了。
　　其实，这个说法是叶利钦的政治反对派在正确地指出俄罗斯权贵资本主义弊端的同时，为批判叶利钦政权而发明的一种宣传策略。在1996年选举期间和之后一小段时间，商贾们确曾一度幼稚地自信是他们拯救了俄罗斯，他们也将支配俄罗斯，但叶利钦重新当选总统不久，就提出了解决大实业家、金融家影响政权的问题。
　　1996年总统选举之后出现的不是政府和寡头的合流，而是两者的对抗。在此之后发生的几次政府危机，正是这种对抗的结果。普里马科夫政府、基里延科政府，都把确立政府和政权的独立性视为重要目标。普京当选总统后也继承了这一政策。他当选总统的当月，就把古辛斯基送进了大牢，后来又驱逐到国外。之后普京总统召开了与大实业家的圆桌会议，提出按游戏规则做事，要他们“远离政治”。应当承认，这项既定的政策，符合俄罗斯的政治逻辑，有其合理性。
　　但是，很多分析家认为，经过1998年的金融危机，大金融家遭受重创。在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所谓的寡头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只不过是作为个体与某个政治派别结盟而已，成为这个那个政治派别的赞助者，而这是一种在宪政体制下被允许的政治活动。如果因为某个商人从事了当局不喜欢的政治活动而对他实施强制，就越过了宪政界限。
　　但是舆论热衷于沿用1996－1997年间形成的“当局和寡头”的分析模式观察局势。只要当局采取一项针对某个商人的行动，总会引来一阵“当局敲打寡头阴谋家”的喧嚣。充斥媒体的，是大同小异的对寡头的斥责。
　　这种倾向反映了，舆论对于国家强制力量有可能滥用缺乏警惕意识。
　　真正应当关注的当然是霍多尔科夫斯基究竟有没有犯法。在这个问题因为信息局限而无法深入讨论的情况下，应当关注的问题是国家强制力量的限度和大实业家参与政治活动的限度，而不能只是一味地谈论什么“转轨富豪”们的“原罪”。
　　那种认为大实业家自动成为民主法治制度积极建设力量的假设，是不成立的。力量不受限制的实业家确实有可能把公众、把国家俘获为人质，他们像章鱼一样无情地吞噬公共利益。因此，民众和政府需要为他们设定限度，使之成为民主和法治的建设力量。
　　但是，认为政府一定会自动地站在公众立场上限制寡头和自动地追求民主和法治的假设，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历史上，如何控制国家使之在宪政、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一直是正当的要求。从现代国家的演进史看，国家也是在与各种民间力量，包括实业家力量的博弈中，得到控制的。因此，公众以及大实业家保持着对橡皮警棍的警醒，就是非常必要的。
　　霍多尔科夫斯基事件正是对上述两者各自限度的考量。一般来说，实业家与当局过分疏离和过分亲近（如韩国财阀与政府的那种关系）都有害于社会。过分疏离则社会充满冲突和焦虑，过分亲近则导致腐败。因此，把实业家赶得离当局过远，并不是明智之举。把实业家完全装进当局的口袋、完全置于自己的手掌之上，也非明智之举。
　　这种两难的境遇，是对俄罗斯政商领导人智慧的考验。

　　本报记者 王景春 摄


　　■他本是一个亿万富翁，却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当了董事长还帮工人掏粪。
　　■他本该以追逐利润为第一要务，却办免费的农民技校、赔钱的中学，赔多少都不在乎。
　　■他深知商场官场潜规则，手中毫无政治资源可依仗，却不肯和光同尘，梗直倔强。
　　■他在事业顶峰时曾评论自己：“看似可喜可贺，其实是可悲可叹的人物。”几乎一语成谶。

　　□本报记者  万静波
　　悲喜
　　11月1日，河北省徐水县。85岁的刘凤兰在家里一大早就心神不宁，一会儿坐到炕沿上，一会又挪到院子口向远方张望：她儿子———49岁的河北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自今年5月27日被逮捕后，再没见过母亲的面。
　　在被羁押近半年后，孙大午被地方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刑4年，定于是日释放。
　　这天也是孙大午父亲孙凯的生日，全家人都在忙活着饭菜，谁也不怎么说话。作为现场惟一的记者，我甚至不忍旁观这次压抑而酸楚的家宴。
　　突然，家门口传来哭喊———“大午回来了！”
　　这也是记者第一次见到孙大午。半年的牢狱生活，他比照片上瘦了些，理了个寸头，白发出来了，但看起来精神尚好。
　　亲人们把孙大午围在了中间，哭作一团。
　　孙大午没落泪，看起来很镇定，只是眼圈红了一下。刘凤兰抱着儿子说：“小子，告诉你，你妈没哭，你妈相信你能出来。”
　　坐下来后，杜润生、保育钧等人专程过来看他，他有些沉默，只是一杯接一杯喝酒，菜几乎都没动。而他家人告诉记者，原先他曾戒酒多年。
　　不断有人进来敬酒，端起酒杯就掉泪，连人高马大的男人也不例外。隔壁和外面院子里，慢慢围聚了一大群人，越来越多，也不进来，只是在外面抹眼泪。
　　一个食堂老师傅带着哭腔说：“你走了5个月，咋跟5年一样？！”
　　有人问到了看守所的生活。孙大午说：“里面也没啥，呆得住，就是最早关单人房时有点难受。”当有了点醉意后，他就感叹：“人为什么要有思想？有思想是多么的难受！单身号房的囚犯，就成了拉磨的驴子！”
　　说归说，孙大午在看守所里没闲着，他在半年里看了约50本书，文史哲方面的，包括15本中国通史和两本英语习题集。那里能看的书，他几乎都翻完了，出来时跟看守所所长说：“书太少了，回头我给你捐。”
　　对被羁押的日子，他说：“受这难，正常。”他过去一直过着忙忙碌碌的生活，被抓后，陡然“有的是时间睡觉，好像休假了半年”。
　　这顿饭吃得不轻松，从属下那里他得知，目前大午集团的经营状况已受到重创。有几家厂停止了生产，还流失了四五百名工人。一个细节是，该集团门口有一个早点摊，过去生意好得很，每天都营业到中午，现在上午9点钟就收摊了。
　　孙大午家里状况仍然糟糕。他岳母也是今天生日，可那个生日晚宴吃得更压抑：他妻子受他牵连，迄今“在逃”，岳母只能过个女儿缺席的生日。晚餐很简单，一个大午集团的自制烤鸡，几个凉菜，孙大午亲自给老人喂蛋糕吃。

　　回家后的两次落泪
　　大午学校的状况也不好，今年小学一年级只招了6人，还有一些学生流失走了。
　　11月2日一早，孙大午又去了学校，从食堂到教室，皱着眉一间间地看过去。在女生宿舍里，他看到几间宿舍几乎是空的。
　　记者眼前一直很坚强的孙大午落了泪。一位学校的老师说，在工作组接管学校期间，孙大午收养的两个孤儿，因交不起学费差点被赶出校园。他本来不知道，一听说这事，眼圈“刷”地就红了，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镜头正开着，孙大午不管，掏出纸巾抹泪。
　　10分钟后，孙大午再次落泪。图书馆大楼只修了一半就被迫搁浅，本来是准备和加拿大一所学校合作办学的，协议都签了，因他突然被拘捕而中途流产。目前，三四百名建筑工人走得不剩一个。连建筑队长都到北京打工去了。施工机器也被拍卖一空。站在大楼面前，望着黑暗而丑陋的墙体，孙大午沉默着，无语望天，流下眼泪。
　　在校园小卖部，他特意看了看刷卡机，5年前他就定下制度：一个学生一天只能刷卡10元，听说这个制度还在被严格执行时，他脸上才略有些笑容。
　　面对越来越多的新闻记者，孙大午本有所顾忌不愿意多说，但生性豪爽，眼看着要说多了，他二弟媳红着眼睛抢进来，冲他嚷嚷：“不是说不让你说的吗？咋又在说了！”
　　孙大午愣了一下，摇头苦笑。
　　在狱中，孙大午写了几首诗，其中一首，记者辗转看到了，最后一段是这么写的：
　　从来不信传世作／天行健／地怎说／纵然已近天命年／仍西望长安／诘啧蜀道／惟有男儿本色。

　　大午城，桃源梦
　　Hold fast to dream
　　For if dreams die
　　Life is a broken－winged bird
　　That can not fly
　　（紧紧抓住梦想／梦一旦逝去／生命将如断翼的鸟儿／不再飞翔）这首诗是孙大午在一所大学演讲时用英文朗诵的。他第一个梦想，是将大午城建成为一个好人相聚的世外桃源。
　　这是一个儒家式的乌托邦之梦。他赞同“共和”思想，推崇儒家“和为贵”，宣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向往“大同”。
　　1970年，孙大午当兵，一呆8年，他表现很好，两年就入了党，曾被提成营职干部。1978年，他转业回家，进了县银行部门。
　　1985年，郎五庄村委会对外承包土地，孙大午就鼓动妻子联合四家农户承包了这块“憋闷疙瘩”。1989年，已在县农业银行干到人事股长的孙大午辞去公职，和妻子共同创业。
　　18年发展至今，当年1000只鸡、50头猪的小小养殖场，发展成有1500多名职工、固定资产和年产值均过亿元的大午集团。
　　他常年开办免费的农民技校，已培训养殖户3000多人，学员遍布十多个省。
　　他办医院，被捕前还投入20多万元建成一所医院。每月只用1元，职工和村民们就能享受合作医疗，做一次包括B超、验血等在内的全套检查，只要10元钱。
　　他重视教育，憧憬“有教无类”的理想境界。在大午集团，除了董事长一职外，他只有一个兼职：大午中学校长。在他的罪名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300多万元”，而校园投资就达到3000多万，校园比集团办公楼要豪华，但收费却并不贵，学生一个月生活费只要100多元。他要办的是一所“平民学校”。
　　孙大午对于企业文化有让人奇怪的独特理解，比如他建孔庙，祭奠孔子；还曾计划投资1000万元兴建“儒家大成园”，纪念历代大儒。甚至想建一座“孔子大学”。
　　在有些人看来，他对儒家文化的宣扬有些超常了，例如他给职工讲《论语》，甚至将道德教化和企业管理结合起来，有职工不给父母赡养费，孙大午亲自找他谈话：要再这样，就直接从你工资里扣。不然请你离开。
　　他反对暴力，甚至反对学生看战争片和动作片。
　　他要求小学生背诵《千家诗》、《三字经》，还在全校推行“母亲颂”等活动，宣扬“孝悌”精神。
　　他骑摩托车轧死一只小鸡，四顾没人，他下车在死鸡下边放上两块钱，这是“慎独”。
　　他在大午集团办公楼上下贴满了格言：做事不虚不假，做人不欺不骗；不得一时之利，不取一时之财；讲仁讲义讲良心……
　　他真心地认为：做买卖和做人一样，都要心术正，仁义买卖才能长久。当年他多次考察大邱庄，大邱庄的理念是“先向钱看，再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等，他并不赞同。他的思想是：“不以赢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
　　孙大午在不少场合宣称：“我的梦想正在实现。”他反复说要为乡亲们打造出一个没有邪恶、没有饥馑、共同富裕的大同世界。
　　孙大午曾把建设大午城的构想向上级政府汇报，领导都表示支持，但“却找不到可依据的政策，因为国家提倡搞小城镇建设，只是限定在原有城镇基础上扩建”。
　　但也有人批评孙大午的“幼稚”，因为这个梦想过分倚靠孙大午的人格魅力，人治色彩太浓，孙大午的个人安危直接影响到企业全局。

　　古怪的亿万富翁
　　这个有严肃的道德诉求、清苦自持的富翁，在他的家乡正赢得传奇般的声誉：他有亿万家产，却没有别墅，没有专车，住在集体宿舍里。生活极其简单，爱吃玉米饼子、大葱蘸酱，在外办事往往在路边小摊填饱肚子了事。不赶名牌，不上娱乐场所。一个月只拿2000元的工资。出差去宁夏，他坐硬座。
　　最令人称奇的是，孙大午当了董事长后，竟然还帮工人掏过一次大粪。
　　“我没有一个私敌。”孙大午说。这听起来简直有些不真实，二十年风雨，被投毒、剪电线、毒打、暗杀、诬告……几乎什么事情他都经历过。
　　1998年，他投资160万元修了一条长达10公里的公路，直通107国道，造福了一方民众。但居然有一位基层干部因未得好处，让各村动员村民挖路。一位村支书要入干股，孙大午不答应，此人想尽办法捣乱。一次，此人让他的外甥来大午家，劈头就打，孙大午被打得头破血流，一根指骨折断。
　　孙大午说耶稣的故事让他感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向人们讨口水喝，有人却拿破布蘸上盐水递给他，耶稣只怜悯地望着天说：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说他也是这种心态。
　　孙大午说，“我要做个公众人物”，公众人物是没有隐私的，他说“我敢光着屁股在街上走一趟，因为我身上是干净的”。
　　在中国，“问题富豪”落马，会牵出一连串的涉案政府官员，可孙大午案却没有一个官员因之受到牵连。在中国富豪阶层普遍社会声誉不佳的背景下，孙大午的出现，某种程度上简直是个奇迹。
　　当然，也有人认为孙大午作为个人性格而言，太自负。当地一位县领导就讲过：孙大午是“午”字出了头，成了孙大牛。
　　2002年5月，首届全国“儒家文化与乡村建设研讨会”在大午集团召开，按常规该请县里领导露露脸，可孙大午竟然说：“他又不懂，请他干嘛？”后来请了一位政协副主席，刚从教育局长位上退下的，“他还懂”。
　　也许，这种太过求真的个性，使他无形中失去了若干也许本可不必失去的盟友，官员中也该有他的真朋友。

　　黄道、黑道与正道
　　孙大午把自己的道德观烙在大午集团的经营方式上。2000年，大午集团有机肥厂面临一个在同行看来无需斟酌的选择：南方一家公司决定常年要大午集团的产品，一次就要十个车皮，甚至货款先到。但“按惯例”，那家公司经理要每吨60元的回扣。
　　这是个很划算的买卖，但孙大午当场拒绝：“这样做买卖还不如妓女，表面上是在出卖商品，实际上是在出卖人品，这样的交易，最后会让企业形象和信誉都受损害。”
　　最后生意没有做成，那家公司的经理觉得匪夷所思。
　　大午公司的种禽厂，常年购买北京某国有鸡场的种鸡。一次经理向他请示：是不是给场长送四五千块钱，别人进鸡一只4元，他们要6元，每进1万只，就要多出2万多块。孙大午眼睛一瞪：“我宁肯多花钱，也绝不送礼，可以正大光明地讨价还价，但不要贪这样的便宜。”
　　孙大午把企业的经营之道总结为三种：黄道、黑道与正道。黄道，是胡雪岩的生意经，靠政府吃饭，和官员勾结，送回扣，行贿赂；黑道，生产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逃税漏税。
　　孙大午提倡走正道：正道看起来最笨，但清清白白，虽艰险但终是坦途。
　　中国管理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姚监复，十多年前就和孙大午有了交往，他有句评价：“孙大午是个一面派，从不两面逢迎。”
　　孙大午遇到他喜欢的学者，赞扬话一般只一句：“你的课我听完了。”
　　一个细节证明了他的军人作风。一次他和某地税局打官司，该局一个官员涉嫌打击报复，他先让人把控告信送到对方手中过目，然后再向有关方面寄发。

　　“不兼容”的代价
　　正如孙大午一位朋友的预言：“大午，你跟别人都不一样，你跟现实社会‘不兼容’的。”现实果然残酷，事后让孙大午栽大跟头的资金问题，就是例子。
　　企业要发展，最重要是资金。这些年来，孙大午年年申请贷款，年年落空。1993年，大午集团还是一家小型饲料厂，想投资100多万元购买一套现代化的生产设备，求助银行，被拒。1995年，孙大午申请50万元贷款办农民技校，还是贷不到。
　　近20年来，大午集团只拿过因为荣誉而特批的两笔政府扶持性贷款。一次是1995年大午集团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全国最大的500家私营企业之一，河北省农业银行贷了250万元；一次是1996年孙大午被评为全省“养鸡状元”，农行再给了180万元。其他贷款就难上加难。
　　2000年，他想筹建一个1000亩的葡萄园，1200万元的投资，需贷款600万元。在连续贷款未果的情况下，孙大午被逼无奈，终于听了劝告，送了1万元给某银行行长。不知是否嫌钱少，钱收了，贷款没下来。孙大午大怒，非要把钱要回来，最后索回了6000多元。
　　从此，大午集团与当地银行完全断绝了关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当地另一家民营企业发展迅速，近年来年产值已达到数亿元。据了解，该公司从当地银行的贷款已有3亿元之多。
　　无奈中，孙大午在向律师咨询后，转而向公司职工和周围农户借款。但他没有想到，律师认为是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却让他背上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他曾想小心翼翼避开的雷区，却终不能得免。
　　和孙大午有类似遭遇的不在少数。孙大午被抓后，山东、贵州等地有9家企业打来电话，关注孙大午的审判结果，他们的企业领导人也都因同样罪名而正遭羁押。

　　说，还是不说？
　　如果是一个“聪明”人，也许会“退思己过”，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最后变得“成熟”了，与这个格外现实的世界妥协。但倔强的孙大午却坚持要从另一翼寻找答案：是我自己错了，还是现实错了？
　　他不仅去思考，有的时候还把思考的结果拿出来说。
　　就以大午集团遭遇的税收官司为例。《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在税务机关限定的时间内不如期完税，没有复议的资格，不经税务机关复议无权打行政官司。因此，对于孙大午打官司的要求，法院根本不管，至于税本身该不该缴的问题，法院更不理睬。孙大午的几十万元资金就这样白白被划走，而没有任何说法。
　　《银行法》规定，经人民银行批准实缴资本5000万以上可以开办农村合作商业银行，拥有两个亿资金者可以开办私人银行，可是不允许农村开办钱户、钱庄。“在农村谁有两个亿资金？谁又愿意实缴5000万去集体‘合作’？这些条文限制的是农村的金融流通，束缚的是正常的民间借贷。”孙大午评论说。
　　“但在全国十几万亿存款中，农村也就占了两三万个亿，即使这些都返回农村，放开农村的金融市场，又能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混乱？其实根本动摇不了国家金融命脉，可能伤害到金融部门的利益。”
　　他认为，类似问题在工商、税务、畜牧、卫生、水利等部门法规中都程度不同的存在着。
　　形成这些见解后，他开始和一些学界人士交往。今年三四月间，他借在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演讲之机，公开宣讲他的观点。这些演讲文章又流传到了网上，在学术界造成不小影响。
　　孙大午的朋友为他担心，因为很少人会像他一样把核心的观点挥掷出来，有些事实，一旦被揭开，是会让有些人害怕的。他在文章中现身说法，把那么多矛盾一锅端出来，自然要得罪某些部门和某些人了。有句粗话讲：屎不挑不臭，孙大午一下就把这团矛盾捅破了，犯了大忌。
　　也有人认为他实在“没必要”，他是企业家，尽可以闷头赚钱，不该搅和到学术界去，即使有所思索，也不该公之于众，最后拿个人产业赌博。

　　潜规则的破坏者
　　吴思在他的《潜规则》一书中说得很明白，官场上的事，只要弄清楚了背后的潜规则，顺时应变，那么困难就迎刃而解。
　　但孙大午不吃这一套，他的说法是，身正不怕影子歪。更让当地一些部门头疼的是，这个孙老板很认死理———出了纠纷不是喝酒摆平，而是闹上法庭。
　　首先他得罪了“土地爷”。大午集团是从100多亩“憋闷疙瘩”发展起来的，企业稍有起色，当地的镇土地所就过来了，说大午违法占地，要罚款1万元。孙大午觉得委屈，没给。然后县里出面，说要罚5万元。最后市土地局把罚款追加到10万。孙大午还是不服：“《土地法》1987年生效，我是1985年占地，怎么会是非法占地？”
　　对方来个几十辆车，要把大午集团推平。“不要说你建养猪厂、养鸡厂，就是在山坡上搭个牛棚、垒个羊圈都得经土地部门审批，否则就是违法！”孙大午就把当地土地部门告上法庭。
　　孙大午接着得罪了当地工商部门。大午集团曾生产按摩器，在石家庄上市。有一天他们突然接到一纸工商处罚通知：大午集团假冒大午商标非法销售大午产品。
　　孙大午纳闷了：“大午”是我的名字，大午集团是我注册的，怎么会大午集团假冒大午商标非法销售大午产品？
　　但对方说大午的商标没有发公告，所以罚款5万元。孙大午更觉冤枉了：根据商标法，3个月申报、3个月审查、3个月公告，一共是9个月，公告该由你发出，我已经申报了18个月了，我有什么责任？
　　只好又打官司，但怎么都打不赢。官司拖了一年，最后孙大午讲和：我孙大午有眼无珠，多有冒犯，罚5万我认了。
　　孙大午和当地税务局也有过一场“乌龙”官司。孙大午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纳税通知单，限大午集团3天内纳税138万元。他一直守法经营，去问为什么，当地税务局回答：你先纳了税再说。孙大午没有执行这个“通知”，3天后就被封了大午集团的账号。
　　孙大午浑身有理也无处诉说，只能再告。这时对方说是核实了，只要交16万多元，还加上20万的滞纳金。官司一打就是5年，从县里打到省高级人民法院。
　　最后事情闹大了，有关部门终于出面调解，结果一夜间就撤了官司。但孙大午一算账，加上被扣后再也拿不回来的钱，大午集团前后损失了100万元。
　　十几年行政官司下来，孙大午伤痕累累。有人批评他说：孙大午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一个企业除了内部机制和管理外，最重要的是外部环境。
　　对此，孙大午并不是不清楚，但他仍心存侥幸。今年3月的一次大学演讲中，孙大午对自己企业尚能生存发展作了个悲凉的解释：“可彰而不可学，没有代表性，只是个死里逃生者。”
　　可惜说完“死里逃生”两个月后，孙大午就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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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午回家后见到80多岁的老父母，百感交集　本报记者 王景春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