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景春 摄
■他本是一个亿万富翁，却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当了董事长还帮工人掏粪。
■他本该以追逐利润为第一要务，却办免费的农民技校、赔钱的中学，赔多少都不在乎。
■他深知商场官场潜规则，手中毫无政治资源可依仗，却不肯和光同尘，梗直倔强。
■他在事业顶峰时曾评论自己：“看似可喜可贺，其实是可悲可叹的人物。”几乎一语成谶。
□本报记者 万静波
悲喜
11月1日，河北省徐水县。85岁的刘凤兰在家里一大早就心神不宁，一会儿坐到炕沿上，一会又挪到院子口向远方张望：她儿子———49岁的河北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自今年5月27日被逮捕后，再没见过母亲的面。
在被羁押近半年后，孙大午被地方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刑4年，定于是日释放。
这天也是孙大午父亲孙凯的生日，全家人都在忙活着饭菜，谁也不怎么说话。作为现场惟一的记者，我甚至不忍旁观这次压抑而酸楚的家宴。
突然，家门口传来哭喊———“大午回来了！”
这也是记者第一次见到孙大午。半年的牢狱生活，他比照片上瘦了些，理了个寸头，白发出来了，但看起来精神尚好。
亲人们把孙大午围在了中间，哭作一团。
孙大午没落泪，看起来很镇定，只是眼圈红了一下。刘凤兰抱着儿子说：“小子，告诉你，你妈没哭，你妈相信你能出来。”
坐下来后，杜润生、保育钧等人专程过来看他，他有些沉默，只是一杯接一杯喝酒，菜几乎都没动。而他家人告诉记者，原先他曾戒酒多年。
不断有人进来敬酒，端起酒杯就掉泪，连人高马大的男人也不例外。隔壁和外面院子里，慢慢围聚了一大群人，越来越多，也不进来，只是在外面抹眼泪。
一个食堂老师傅带着哭腔说：“你走了5个月，咋跟5年一样？！”
有人问到了看守所的生活。孙大午说：“里面也没啥，呆得住，就是最早关单人房时有点难受。”当有了点醉意后，他就感叹：“人为什么要有思想？有思想是多么的难受！单身号房的囚犯，就成了拉磨的驴子！”
说归说，孙大午在看守所里没闲着，他在半年里看了约50本书，文史哲方面的，包括15本中国通史和两本英语习题集。那里能看的书，他几乎都翻完了，出来时跟看守所所长说：“书太少了，回头我给你捐。”
对被羁押的日子，他说：“受这难，正常。”他过去一直过着忙忙碌碌的生活，被抓后，陡然“有的是时间睡觉，好像休假了半年”。
这顿饭吃得不轻松，从属下那里他得知，目前大午集团的经营状况已受到重创。有几家厂停止了生产，还流失了四五百名工人。一个细节是，该集团门口有一个早点摊，过去生意好得很，每天都营业到中午，现在上午9点钟就收摊了。
孙大午家里状况仍然糟糕。他岳母也是今天生日，可那个生日晚宴吃得更压抑：他妻子受他牵连，迄今“在逃”，岳母只能过个女儿缺席的生日。晚餐很简单，一个大午集团的自制烤鸡，几个凉菜，孙大午亲自给老人喂蛋糕吃。
回家后的两次落泪
大午学校的状况也不好，今年小学一年级只招了6人，还有一些学生流失走了。
11月2日一早，孙大午又去了学校，从食堂到教室，皱着眉一间间地看过去。在女生宿舍里，他看到几间宿舍几乎是空的。
记者眼前一直很坚强的孙大午落了泪。一位学校的老师说，在工作组接管学校期间，孙大午收养的两个孤儿，因交不起学费差点被赶出校园。他本来不知道，一听说这事，眼圈“刷”地就红了，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镜头正开着，孙大午不管，掏出纸巾抹泪。
10分钟后，孙大午再次落泪。图书馆大楼只修了一半就被迫搁浅，本来是准备和加拿大一所学校合作办学的，协议都签了，因他突然被拘捕而中途流产。目前，三四百名建筑工人走得不剩一个。连建筑队长都到北京打工去了。施工机器也被拍卖一空。站在大楼面前，望着黑暗而丑陋的墙体，孙大午沉默着，无语望天，流下眼泪。
在校园小卖部，他特意看了看刷卡机，5年前他就定下制度：一个学生一天只能刷卡10元，听说这个制度还在被严格执行时，他脸上才略有些笑容。
面对越来越多的新闻记者，孙大午本有所顾忌不愿意多说，但生性豪爽，眼看着要说多了，他二弟媳红着眼睛抢进来，冲他嚷嚷：“不是说不让你说的吗？咋又在说了！”
孙大午愣了一下，摇头苦笑。
在狱中，孙大午写了几首诗，其中一首，记者辗转看到了，最后一段是这么写的：
从来不信传世作／天行健／地怎说／纵然已近天命年／仍西望长安／诘啧蜀道／惟有男儿本色。
大午城，桃源梦
Hold fast to dream
For if dreams die
Life is a broken－winged bird
That can not fly
（紧紧抓住梦想／梦一旦逝去／生命将如断翼的鸟儿／不再飞翔）这首诗是孙大午在一所大学演讲时用英文朗诵的。他第一个梦想，是将大午城建成为一个好人相聚的世外桃源。
这是一个儒家式的乌托邦之梦。他赞同“共和”思想，推崇儒家“和为贵”，宣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向往“大同”。
1970年，孙大午当兵，一呆8年，他表现很好，两年就入了党，曾被提成营职干部。1978年，他转业回家，进了县银行部门。
1985年，郎五庄村委会对外承包土地，孙大午就鼓动妻子联合四家农户承包了这块“憋闷疙瘩”。1989年，已在县农业银行干到人事股长的孙大午辞去公职，和妻子共同创业。
18年发展至今，当年1000只鸡、50头猪的小小养殖场，发展成有1500多名职工、固定资产和年产值均过亿元的大午集团。
他常年开办免费的农民技校，已培训养殖户3000多人，学员遍布十多个省。
他办医院，被捕前还投入20多万元建成一所医院。每月只用1元，职工和村民们就能享受合作医疗，做一次包括B超、验血等在内的全套检查，只要10元钱。
他重视教育，憧憬“有教无类”的理想境界。在大午集团，除了董事长一职外，他只有一个兼职：大午中学校长。在他的罪名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300多万元”，而校园投资就达到3000多万，校园比集团办公楼要豪华，但收费却并不贵，学生一个月生活费只要100多元。他要办的是一所“平民学校”。
孙大午对于企业文化有让人奇怪的独特理解，比如他建孔庙，祭奠孔子；还曾计划投资1000万元兴建“儒家大成园”，纪念历代大儒。甚至想建一座“孔子大学”。
在有些人看来，他对儒家文化的宣扬有些超常了，例如他给职工讲《论语》，甚至将道德教化和企业管理结合起来，有职工不给父母赡养费，孙大午亲自找他谈话：要再这样，就直接从你工资里扣。不然请你离开。
他反对暴力，甚至反对学生看战争片和动作片。
他要求小学生背诵《千家诗》、《三字经》，还在全校推行“母亲颂”等活动，宣扬“孝悌”精神。
他骑摩托车轧死一只小鸡，四顾没人，他下车在死鸡下边放上两块钱，这是“慎独”。
他在大午集团办公楼上下贴满了格言：做事不虚不假，做人不欺不骗；不得一时之利，不取一时之财；讲仁讲义讲良心……
他真心地认为：做买卖和做人一样，都要心术正，仁义买卖才能长久。当年他多次考察大邱庄，大邱庄的理念是“先向钱看，再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等，他并不赞同。他的思想是：“不以赢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
孙大午在不少场合宣称：“我的梦想正在实现。”他反复说要为乡亲们打造出一个没有邪恶、没有饥馑、共同富裕的大同世界。
孙大午曾把建设大午城的构想向上级政府汇报，领导都表示支持，但“却找不到可依据的政策，因为国家提倡搞小城镇建设，只是限定在原有城镇基础上扩建”。
但也有人批评孙大午的“幼稚”，因为这个梦想过分倚靠孙大午的人格魅力，人治色彩太浓，孙大午的个人安危直接影响到企业全局。
古怪的亿万富翁
这个有严肃的道德诉求、清苦自持的富翁，在他的家乡正赢得传奇般的声誉：他有亿万家产，却没有别墅，没有专车，住在集体宿舍里。生活极其简单，爱吃玉米饼子、大葱蘸酱，在外办事往往在路边小摊填饱肚子了事。不赶名牌，不上娱乐场所。一个月只拿2000元的工资。出差去宁夏，他坐硬座。
最令人称奇的是，孙大午当了董事长后，竟然还帮工人掏过一次大粪。
“我没有一个私敌。”孙大午说。这听起来简直有些不真实，二十年风雨，被投毒、剪电线、毒打、暗杀、诬告……几乎什么事情他都经历过。
1998年，他投资160万元修了一条长达10公里的公路，直通107国道，造福了一方民众。但居然有一位基层干部因未得好处，让各村动员村民挖路。一位村支书要入干股，孙大午不答应，此人想尽办法捣乱。一次，此人让他的外甥来大午家，劈头就打，孙大午被打得头破血流，一根指骨折断。
孙大午说耶稣的故事让他感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向人们讨口水喝，有人却拿破布蘸上盐水递给他，耶稣只怜悯地望着天说：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说他也是这种心态。
孙大午说，“我要做个公众人物”，公众人物是没有隐私的，他说“我敢光着屁股在街上走一趟，因为我身上是干净的”。
在中国，“问题富豪”落马，会牵出一连串的涉案政府官员，可孙大午案却没有一个官员因之受到牵连。在中国富豪阶层普遍社会声誉不佳的背景下，孙大午的出现，某种程度上简直是个奇迹。
当然，也有人认为孙大午作为个人性格而言，太自负。当地一位县领导就讲过：孙大午是“午”字出了头，成了孙大牛。
2002年5月，首届全国“儒家文化与乡村建设研讨会”在大午集团召开，按常规该请县里领导露露脸，可孙大午竟然说：“他又不懂，请他干嘛？”后来请了一位政协副主席，刚从教育局长位上退下的，“他还懂”。
也许，这种太过求真的个性，使他无形中失去了若干也许本可不必失去的盟友，官员中也该有他的真朋友。
黄道、黑道与正道
孙大午把自己的道德观烙在大午集团的经营方式上。2000年，大午集团有机肥厂面临一个在同行看来无需斟酌的选择：南方一家公司决定常年要大午集团的产品，一次就要十个车皮，甚至货款先到。但“按惯例”，那家公司经理要每吨60元的回扣。
这是个很划算的买卖，但孙大午当场拒绝：“这样做买卖还不如妓女，表面上是在出卖商品，实际上是在出卖人品，这样的交易，最后会让企业形象和信誉都受损害。”
最后生意没有做成，那家公司的经理觉得匪夷所思。
大午公司的种禽厂，常年购买北京某国有鸡场的种鸡。一次经理向他请示：是不是给场长送四五千块钱，别人进鸡一只4元，他们要6元，每进1万只，就要多出2万多块。孙大午眼睛一瞪：“我宁肯多花钱，也绝不送礼，可以正大光明地讨价还价，但不要贪这样的便宜。”
孙大午把企业的经营之道总结为三种：黄道、黑道与正道。黄道，是胡雪岩的生意经，靠政府吃饭，和官员勾结，送回扣，行贿赂；黑道，生产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逃税漏税。
孙大午提倡走正道：正道看起来最笨，但清清白白，虽艰险但终是坦途。
中国管理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姚监复，十多年前就和孙大午有了交往，他有句评价：“孙大午是个一面派，从不两面逢迎。”
孙大午遇到他喜欢的学者，赞扬话一般只一句：“你的课我听完了。”
一个细节证明了他的军人作风。一次他和某地税局打官司，该局一个官员涉嫌打击报复，他先让人把控告信送到对方手中过目，然后再向有关方面寄发。
“不兼容”的代价
正如孙大午一位朋友的预言：“大午，你跟别人都不一样，你跟现实社会‘不兼容’的。”现实果然残酷，事后让孙大午栽大跟头的资金问题，就是例子。
企业要发展，最重要是资金。这些年来，孙大午年年申请贷款，年年落空。1993年，大午集团还是一家小型饲料厂，想投资100多万元购买一套现代化的生产设备，求助银行，被拒。1995年，孙大午申请50万元贷款办农民技校，还是贷不到。
近20年来，大午集团只拿过因为荣誉而特批的两笔政府扶持性贷款。一次是1995年大午集团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全国最大的500家私营企业之一，河北省农业银行贷了250万元；一次是1996年孙大午被评为全省“养鸡状元”，农行再给了180万元。其他贷款就难上加难。
2000年，他想筹建一个1000亩的葡萄园，1200万元的投资，需贷款600万元。在连续贷款未果的情况下，孙大午被逼无奈，终于听了劝告，送了1万元给某银行行长。不知是否嫌钱少，钱收了，贷款没下来。孙大午大怒，非要把钱要回来，最后索回了6000多元。
从此，大午集团与当地银行完全断绝了关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当地另一家民营企业发展迅速，近年来年产值已达到数亿元。据了解，该公司从当地银行的贷款已有3亿元之多。
无奈中，孙大午在向律师咨询后，转而向公司职工和周围农户借款。但他没有想到，律师认为是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却让他背上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他曾想小心翼翼避开的雷区，却终不能得免。
和孙大午有类似遭遇的不在少数。孙大午被抓后，山东、贵州等地有9家企业打来电话，关注孙大午的审判结果，他们的企业领导人也都因同样罪名而正遭羁押。
说，还是不说？
如果是一个“聪明”人，也许会“退思己过”，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最后变得“成熟”了，与这个格外现实的世界妥协。但倔强的孙大午却坚持要从另一翼寻找答案：是我自己错了，还是现实错了？
他不仅去思考，有的时候还把思考的结果拿出来说。
就以大午集团遭遇的税收官司为例。《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在税务机关限定的时间内不如期完税，没有复议的资格，不经税务机关复议无权打行政官司。因此，对于孙大午打官司的要求，法院根本不管，至于税本身该不该缴的问题，法院更不理睬。孙大午的几十万元资金就这样白白被划走，而没有任何说法。
《银行法》规定，经人民银行批准实缴资本5000万以上可以开办农村合作商业银行，拥有两个亿资金者可以开办私人银行，可是不允许农村开办钱户、钱庄。“在农村谁有两个亿资金？谁又愿意实缴5000万去集体‘合作’？这些条文限制的是农村的金融流通，束缚的是正常的民间借贷。”孙大午评论说。
“但在全国十几万亿存款中，农村也就占了两三万个亿，即使这些都返回农村，放开农村的金融市场，又能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混乱？其实根本动摇不了国家金融命脉，可能伤害到金融部门的利益。”
他认为，类似问题在工商、税务、畜牧、卫生、水利等部门法规中都程度不同的存在着。
形成这些见解后，他开始和一些学界人士交往。今年三四月间，他借在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演讲之机，公开宣讲他的观点。这些演讲文章又流传到了网上，在学术界造成不小影响。
孙大午的朋友为他担心，因为很少人会像他一样把核心的观点挥掷出来，有些事实，一旦被揭开，是会让有些人害怕的。他在文章中现身说法，把那么多矛盾一锅端出来，自然要得罪某些部门和某些人了。有句粗话讲：屎不挑不臭，孙大午一下就把这团矛盾捅破了，犯了大忌。
也有人认为他实在“没必要”，他是企业家，尽可以闷头赚钱，不该搅和到学术界去，即使有所思索，也不该公之于众，最后拿个人产业赌博。
潜规则的破坏者
吴思在他的《潜规则》一书中说得很明白，官场上的事，只要弄清楚了背后的潜规则，顺时应变，那么困难就迎刃而解。
但孙大午不吃这一套，他的说法是，身正不怕影子歪。更让当地一些部门头疼的是，这个孙老板很认死理———出了纠纷不是喝酒摆平，而是闹上法庭。
首先他得罪了“土地爷”。大午集团是从100多亩“憋闷疙瘩”发展起来的，企业稍有起色，当地的镇土地所就过来了，说大午违法占地，要罚款1万元。孙大午觉得委屈，没给。然后县里出面，说要罚5万元。最后市土地局把罚款追加到10万。孙大午还是不服：“《土地法》1987年生效，我是1985年占地，怎么会是非法占地？”
对方来个几十辆车，要把大午集团推平。“不要说你建养猪厂、养鸡厂，就是在山坡上搭个牛棚、垒个羊圈都得经土地部门审批，否则就是违法！”孙大午就把当地土地部门告上法庭。
孙大午接着得罪了当地工商部门。大午集团曾生产按摩器，在石家庄上市。有一天他们突然接到一纸工商处罚通知：大午集团假冒大午商标非法销售大午产品。
孙大午纳闷了：“大午”是我的名字，大午集团是我注册的，怎么会大午集团假冒大午商标非法销售大午产品？
但对方说大午的商标没有发公告，所以罚款5万元。孙大午更觉冤枉了：根据商标法，3个月申报、3个月审查、3个月公告，一共是9个月，公告该由你发出，我已经申报了18个月了，我有什么责任？
只好又打官司，但怎么都打不赢。官司拖了一年，最后孙大午讲和：我孙大午有眼无珠，多有冒犯，罚5万我认了。
孙大午和当地税务局也有过一场“乌龙”官司。孙大午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纳税通知单，限大午集团3天内纳税138万元。他一直守法经营，去问为什么，当地税务局回答：你先纳了税再说。孙大午没有执行这个“通知”，3天后就被封了大午集团的账号。
孙大午浑身有理也无处诉说，只能再告。这时对方说是核实了，只要交16万多元，还加上20万的滞纳金。官司一打就是5年，从县里打到省高级人民法院。
最后事情闹大了，有关部门终于出面调解，结果一夜间就撤了官司。但孙大午一算账，加上被扣后再也拿不回来的钱，大午集团前后损失了100万元。
十几年行政官司下来，孙大午伤痕累累。有人批评他说：孙大午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一个企业除了内部机制和管理外，最重要的是外部环境。
对此，孙大午并不是不清楚，但他仍心存侥幸。今年3月的一次大学演讲中，孙大午对自己企业尚能生存发展作了个悲凉的解释：“可彰而不可学，没有代表性，只是个死里逃生者。”
可惜说完“死里逃生”两个月后，孙大午就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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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大午回家后见到80多岁的老父母，百感交集 本报记者 王景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