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10月25日被检察当局逮捕引起的冲击，已经持续了两周。俄罗斯执政当局自然希望把这一事件视作是单纯的司法案件。但是，舆论似乎并不这样看。霍氏被捕以及俄罗斯内部出现的政争，表明普京就任总统以来罕见的政治稳定局面告一段落。分析家认为，冲突和政争，事关俄罗斯未来走什么样的道路。而如何对待大实业家，则是这一关键抉择的综合标尺。
俄罗斯转型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以宪政建设为核心，其二是非暴力的“和平赎买”。转型的宪政特征，使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参与爆炸”；转型的“和平赎买”政策则带来权贵资本主义的诸种弊端。
正如叶利钦和盖达尔所描述的，用所有权换取前苏联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用新国家政权中的权力换取旧的权力，是俄罗斯转型的主要构想，其出发点是，这种换取比通过暴力剥夺以及发生国内战争成本要小。
作为曾被当局刻意培育的宪政民主的同盟军，在转型过程中崛起的金融家、实业家，自然参与了政治。霍多尔科夫斯基当初就是带着“成为百万富翁”的梦想投身商界的。在1996年总统竞选的关键时刻，这些金融家和实业家主动投入了叶利钦的阵营，给予叶氏至关重要的支持。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俄罗斯政权被寡头控制”的说法出现了。
其实，这个说法是叶利钦的政治反对派在正确地指出俄罗斯权贵资本主义弊端的同时，为批判叶利钦政权而发明的一种宣传策略。在1996年选举期间和之后一小段时间，商贾们确曾一度幼稚地自信是他们拯救了俄罗斯，他们也将支配俄罗斯，但叶利钦重新当选总统不久，就提出了解决大实业家、金融家影响政权的问题。
1996年总统选举之后出现的不是政府和寡头的合流，而是两者的对抗。在此之后发生的几次政府危机，正是这种对抗的结果。普里马科夫政府、基里延科政府，都把确立政府和政权的独立性视为重要目标。普京当选总统后也继承了这一政策。他当选总统的当月，就把古辛斯基送进了大牢，后来又驱逐到国外。之后普京总统召开了与大实业家的圆桌会议，提出按游戏规则做事，要他们“远离政治”。应当承认，这项既定的政策，符合俄罗斯的政治逻辑，有其合理性。
但是，很多分析家认为，经过1998年的金融危机，大金融家遭受重创。在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所谓的寡头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只不过是作为个体与某个政治派别结盟而已，成为这个那个政治派别的赞助者，而这是一种在宪政体制下被允许的政治活动。如果因为某个商人从事了当局不喜欢的政治活动而对他实施强制，就越过了宪政界限。
但是舆论热衷于沿用1996－1997年间形成的“当局和寡头”的分析模式观察局势。只要当局采取一项针对某个商人的行动，总会引来一阵“当局敲打寡头阴谋家”的喧嚣。充斥媒体的，是大同小异的对寡头的斥责。
这种倾向反映了，舆论对于国家强制力量有可能滥用缺乏警惕意识。
真正应当关注的当然是霍多尔科夫斯基究竟有没有犯法。在这个问题因为信息局限而无法深入讨论的情况下，应当关注的问题是国家强制力量的限度和大实业家参与政治活动的限度，而不能只是一味地谈论什么“转轨富豪”们的“原罪”。
那种认为大实业家自动成为民主法治制度积极建设力量的假设，是不成立的。力量不受限制的实业家确实有可能把公众、把国家俘获为人质，他们像章鱼一样无情地吞噬公共利益。因此，民众和政府需要为他们设定限度，使之成为民主和法治的建设力量。
但是，认为政府一定会自动地站在公众立场上限制寡头和自动地追求民主和法治的假设，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历史上，如何控制国家使之在宪政、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一直是正当的要求。从现代国家的演进史看，国家也是在与各种民间力量，包括实业家力量的博弈中，得到控制的。因此，公众以及大实业家保持着对橡皮警棍的警醒，就是非常必要的。
霍多尔科夫斯基事件正是对上述两者各自限度的考量。一般来说，实业家与当局过分疏离和过分亲近（如韩国财阀与政府的那种关系）都有害于社会。过分疏离则社会充满冲突和焦虑，过分亲近则导致腐败。因此，把实业家赶得离当局过远，并不是明智之举。把实业家完全装进当局的口袋、完全置于自己的手掌之上，也非明智之举。
这种两难的境遇，是对俄罗斯政商领导人智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