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一事的争论中，夹杂于其间的民族、国家、宗教、法律因素，让我们似乎很难一下子厘清信仰自由、靖国神社与日本右翼、军国主义之间千头万绪的联系，虽然它们在1945年12月15日占领军发出“神道指令”后曾经异常清晰。二战结束5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明显感觉到有一种力量正在改变这一切。这种力量也许来自某个政治势力，也许缘于某种精神理念。这种力量会把日本引向何方呢？
□青岩
2004年4月，日本福冈地方法院就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一案的违宪判决，在中国激起了巨大反响。然而，如果回顾一下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经历，我们会发现此次判决并未使一些关键问题得以澄清。正因为如此，我们对此次判决是否有助于促使某些日本政要在参拜靖国神社上采取克制的态度，也不应抱什么期望。
首相参拜的“公私”之争？
1953年10月，吉田茂成为战后参拜靖国神社的第一位在任首相。而且，吉田茂之后，至1970年代的三木武夫，历任日本首相每年都会在靖国神社的传统春秋两祭中出现。
1975年，日本社会党和共产党援引宪法第20条有关政教分离的条款，对三木武夫参拜靖国神社提出违宪指责。对此，三木武夫以“私人身份参拜，并不代表政府”的说法成功地予以规避。
不过，“私人身份参拜”之说还是引起了日本国内的争议。为此，日本政府不得不在1978年的时候发表了一个“统一认识”，以此划定了官方与私人参拜的界限，标准是用于参拜的香火钱是公费还是自费的。根据这一标准，日本政府推定三木之前的首相参拜活动均代表个人。
然而，在日本国内一直就有要求官方正式参拜的呼声。据早先《朝日新闻》、NHK等举办的民意调查，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希望政府出面参拜。日本民间与国会中甚至出现了“靖国神社官方参拜委员会”等一些政治性组织。
由于以官方形式参与或组织参拜势必刺激二战期间的受害国家，所以日本政府在1982年采取了替代性的措施——把8月15日，二战中日本的投降日，定为“追悼战殁者和祈祷和平日”，由政府主办全国性的纪念活动。
这样做虽然折衷了来自国内外两方面的压力，但是日本一些右翼的宗教和政治势力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让日本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1983年1月，中曾根康弘终于满足了这些人的愿望。在回答记者关于其参拜性质的提问时，中曾根把日语的“含糊性”和“暧昧性”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没有直接回答记者关于参拜性质的提问，只是说：“内阁总理大臣中曾根康弘向靖国神社参拜。”这样的回答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1985年，为了规避宪法第20条，自民党提出了“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但不参加神社依据神道教传统举行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参拜仪式”。当年8月15日，中曾根按照这样的程序再次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次他刻意强调了自己所具有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并指明了官方参拜的性质。
此次参拜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面对来自亚洲邻国、尤其是中国的激烈反应，中曾根决定不再参加当年的秋祭。中曾根之后，除了桥本龙太郎以私人身份参拜过靖国神社之外，到小泉纯一郎之前，再没有一个首相到靖国神社参拜过。
“政教分离”还是“信仰自由”？
由211名日本战死者遗属和一些宗教界人士组成的原告团在此次指控中认为，小泉以首相的身份参拜特定宗教场所靖国神社，实际上是向他们强加宗教信仰，侵犯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给他们造成了精神上的伤害。不过，在判决作出后，自民党的一些人士却公开指责判决是错误的。争论的核心就在于，参拜究竟只是“宗教信仰自由”，还是宗教重新渗入了政治。
靖国神社属于日本传统的神道教，1945年以前一直是日本国家神道的最高代表设施；而神道教在明治之后到二战结束之前是日本国教。这使得神道教在日本具有了“超脱”地位。日本明治时期的帝国宪法，虽然提出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但这部宪法本身就是建立在神道教基础上的。这就导致一个悖论，一方面日本官方并不承认日本存在国教，而另一方面，日本天皇却仍然被视为“神”，直至美国对日本的民主改造之后，日本天皇才公开宣布脱离与神道教的关系。但是，神道教“超越宗教”的观念却在一部分日本人心中扎了根。
1946年的《日本国宪法》也规定了政教分离和公民信仰自由。但神道教的超脱地位却没有完全消除。一些日本人并不认为神道教是宗教。1965年，在对日本三重县津市地方“使用地方财政举行神道奠基典礼违宪”一案的判决中，当地法院认定神道的仪式是“具有普遍性的习俗”，与宗教无关。根据这一判例，既然神道教并非宗教，那么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中也就不存在国家权力介入宗教的情况。
然而，事实上，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就在于神道教，正因为如此，盟军最高司令部1945年发布禁止政教合一的命令，禁止日本政府与神道的各种联系，把神道作为一种独立的民间宗教处理。为了涤荡神道教对日本国民性格的塑造，美国从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煞费苦心，麦克阿瑟甚至想一把火烧了神道教的象征——靖国神社。显然，政教分离的原则首先针对的就是神道教。
福冈地方法院审判长在判决中说，小泉在参拜靖国神社时，乘公车，与秘书同行，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签字、献花篮、参与传统的仪式，属于日本宪法第20条禁止的宗教行为，违反了日本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这实质上更正了1965年日本三重县津市地方法院的判决，肯定了神道教就是一种宗教。
历史阴影与“神”的阴影
神道教中有人死后皆为神的教义，但靖国神社中的所谓“神”必须是为天皇“尽忠”而死的人。这就使靖国神社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神社。靖国神社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不仅仅是宗教信仰那么简单，说白了，就是历史问题。
福冈地方法院的判决词认定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有“政治意图”，原告团提起诉讼的本意其实也在其政治意义，例如面对这次判决结果，原告团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布不会因为没有得到“精神赔偿费”而提出上诉，反而响亮地提出不要为侵略战争制造所谓“英灵”，警惕重新把靖国神社作为军国主义精神支柱的企图，从而显示了其强烈的政治含义。
对于福冈地方法院的判决，小泉则辩称：“违宪判决是可笑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参拜靖国神社就违宪。我是基于个人信条参拜的。”小泉还认为中国等国家对他参拜靖国神社的抗议是干涉内政。
然而，以小泉的政治智慧，他当然知道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当年美国保留靖国神社的时候，或许根本没有想到神道教在这个民族心理中的烙印是如此之深，这个民族会对靖国神社带有这样的执著。对于东亚那些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国家而言，其实并没有人反对日本的信仰自由，他们反对的是日本在坚持自己的信仰时可以如此冷漠地伤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感情。在其他亚洲国家对待靖国神社的态度上，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日本右翼塞入靖国神社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点。
众所周知，涉及靖国神社参拜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靖国神社中祭有包括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在内的众多二战战犯的牌位。那么，以官方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是否包括对这些战犯的参拜呢？虽然通过对日本民族性的研究，许多学者已经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东方儒家文化的日本哲学体系，一个自认为生活在“神”的光环下的特殊民族。但是，已经具有高度现代政治文明的日本，显然清楚“自己的权利不能以侵犯他人权利为代价”的基本准则。那么，对于那些同样供奉在靖国神社的战犯而言，仅仅使用“战殁者”一词能否让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理解呢？除非，日本根本不想获得其它国家的理解。
正因为如此，当被问及他今后是否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和将以何种身份参拜时，小泉的说法是，“今后我将继续参拜。至于参拜的名义，我将以作为总理大臣的个人小泉纯一郎参拜。是公职还是私人，我也搞不清楚。既是私人，又是公职。”联想到1985年中曾根的说法，小泉的意图已是一目了然。
应该看到，靖国神社的确从某意义上说代表了日本的文化和民族性，所以存在着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事情，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日本在走向军国主义。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警惕，以此达到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企图和行为，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早已成为突破二战对日本束缚的一种标志。战后中日和解在程度上远不及法德，近些年来龃龉反而在增加，这不免让人忧心。川端康成说过，“颓废是通向神的相反方向，也许是捷径”。我们希望它不会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希望借此复活的政治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