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os Dai’ Blog No excuse, no panic

胡锦涛

  面孔2002年末特刊
  ■年度特别评选

  编者按:

  在投向南方周末年度人物评选“10加1”信箱的邮件里,读者评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信封赫然在目。

12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西柏坡看望83岁的老共产党员闫连秀。新华社

南方周末评选年度人物的标准是:在这一年度里出现的、已经或者将对中国、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重要和持久影响的新闻人物。新任党的最高领导人无疑也是符合这个标准的。
  我们理解,人们评选胡锦涛,其实是推选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国人民在享受13年发展成果的同时,也清楚地看到一系列艰巨的历史性任务有待执政党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去完成,十六大所描绘的20年全面实现小康蓝图又必须以此为前提去实现。因此,读者评选胡锦涛,其实质是表达一种期待。
  我们尊重读者的意愿,在“年度人物”之外设“年度特别评选”,也以此表达我们与所有中国人的期望。

  走上前台

  2002年6月,英国一家知名杂志的封面文章使用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标题:《WHO'SHU?》(谁是胡?)
  事实上,此时距离胡锦涛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一举成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所说的“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个”,已整整10年。
  10年中,令中国普通民众印象深刻的是1999年5月。当时,中国驻南联盟使馆遭到北约导弹轰炸,民众的愤怒浪潮席卷全国。在这一敏感而重要的时刻,胡锦涛出现在电视上,向全国发表讲话,以一种平和而又庄严的态度,肯定了各地民众的游行是爱国行为,并严正地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2001年末和2002年上半年,胡锦涛进行了他进入领导层以来最为重要的两次出访。2001年是俄罗斯、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等欧洲5个重要国家。2002年5月初,胡锦涛来到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包括总统布什在内的美国几乎所有重要政治人物逐一与他进行了会谈。
  就在今年2月布什的首次访华中,胡锦涛亦专门陪同布什前往清华大学发表演讲。43年前,胡锦涛还是这里的一名普通学生,如今站在布什身边的,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副主席。
  2002年11月15日,胡锦涛面带微笑,带领其他8名政治局新常委走上前台,成为拥有6800万党员的中国执政党的新领导人。
  这标志着带领中国创造了持续繁荣的江泽民,从此正式将总书记的“接力棒”交给了胡锦涛。中国共产党近十余年来最重要的一次领导层新老交替由此顺利完成。

  胡锦涛和他的同事们面临的中国

  对于胡锦涛和他的同事们来说,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业已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的中国。
  过去13年,是一系列重大宏观问题陆续取得突破的13年。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依法治国”写入宪法和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三件大事表明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市场”、“法治”和“开放”之路。中国的发展与繁荣从此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虽然历经经济过热、亚洲金融危机、98特大洪水、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等一系列来自内外环境变化的冲击,中国宏观经济仍然创造了奇迹,GDP增速始终位居世界前列。
  然而,隐忧并非没有出现。其中明显的一点,表现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上面,是部分群体迅速积累财富的同时,也有一些群体尚未明显地感受到改革带来的收益。
  显然,消除贫富差距日渐拉大的局面、使更多的人切身享受到改革的成果,从而使人们继续拥护改革,是摆在胡锦涛和他的同事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另一方面,为全社会深恶痛绝的腐败行为,虽然蔓延的趋势受到遏制,但要实现根本好转,有赖全方位的制度建设,而在贪污、受贿等显性腐败行为背后,是权力介入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的严峻现实。
  此外,普通民众和新兴群体的政治诉求也在逐渐增长。所以,如何进一步建设政治文明,有待于新一届领导人的智慧和努力。
  正是因为处于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承前启后的时刻,接受使命的胡锦涛以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才引起全中国乃至世界关注的目光。

  担任总书记之后的胡锦涛

  对于身上肩负的重大使命,胡锦涛和他的同事们无疑具有清醒的认识。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胡锦涛上任一个多月以来的历次讲话可以发现,“使命”一词被这位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频繁地提及。
  2002年12月6日,胡锦涛率新一届中央书记处来到极具象征意义的西柏坡。在西柏坡,胡锦涛明确表示,“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伟大征途上迈出的坚实一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肩负的任务还很艰巨……”
  距中国政治中心仅百余里的西柏坡在中共历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1949年,在进驻北京之前,毛泽东在西柏坡发表了“我们要进京赶考”的著名讲话。因此,有外电将胡锦涛的这一举动,图解为是新一届领导集体决心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赶考”的誓言。
  在西柏坡,胡锦涛明确提出了“艰苦奋斗”的号召。在“艰苦奋斗”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一度被不少人遗忘的今天,胡锦涛在就任总书记20天后即郑重提出这一号召,表明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施政态度开始显现。
  与此同时,在参观西柏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治局常委会专题会议、与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胡锦涛和新一届领导集体连续4次强调,要“倾听群众呼声,体察民众情绪,关心群众疾苦”。
  在与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胡锦涛还要求全党“大兴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的求真务实之风”。与此同时,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温家宝也明确表示,反对各种形式的形象工程。
  观察家认为,种种迹象表明,胡锦涛和新一届领导集体已经明显表现出民本和务实的倾向。
  胡锦涛12月4日在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则被外界看作是决心进一步完善法治和制度的重要表态。在这次讲话中,胡锦涛不仅重申“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更提出“要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得到及时的纠正”。学界认为,这是执政党确保宪法权威性、下决心实行依法治国的重要宣誓。
  当然,2002年,对于胡锦涛,对于他的同事们,对于整个中国而言,都还仅仅是一个新征程的刚刚开始。如何使繁荣进一步持续,如何使吏治进一步走向清明,如何使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如何使困难民众生活迅速得到改善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对于执政党的新领导层,对于这个国家而言,都将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而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充满了期待。   李一言

谁亵渎了巴金?

  谁亵渎了巴金?
  巴金赠书流失家属追索手稿
  □本报记者 朱强 张英

  旧书摊上发现巴金赠书
  12月9日,巴金研究者、人民日报社编辑李辉致电巴金的女儿李小林,称其在京城某旧书摊发现并买下了6本印有“巴金赠书”字样的英文版《THEDIAL》(《日晷》)杂志,其中一本内页有巴金的毛笔签名,摊主称是“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外文期刊部处理过期期刊时得到的”。由于巴金此前曾经向国图捐过部分书籍和期刊,李辉初步判断这些杂志是从国图流失的。李小林闻讯大为震惊。
  12月10日,北京报章以《巴金赠书惊现旧书摊》为题发表报道。当晚,一位热心读者即致电李小林,称其手上还有多本盖有“巴金藏书”、“巴金赠书”、“北京图书馆藏书”等印章及阿拉伯数字的国图财产登记号的外文图书。
  李辉受巴金家人委托与该读者会面,证实这些图书上所盖印章的样式,与国图藏书上的各种印章几乎一模一样。

  事件披露后,国图有关人士先是对此予以否认。但12月11日,国图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常务副馆长杨炳延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说:“国图图书可能有流散的情况存在,这是不容否认的。”但“就查看的情况看,巴老赠书保存完好。报道涉及的《THEDIAL》杂志,属巴老捐赠的1922年至1925年6月的9个合订本。报道中所提书摊上买到的6本杂志都没有国图财产登记号,因此不能确定是否为国图受赠的藏书”。
  12月16日,巴金的家属作出表态,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儿子李小棠正式给国家图书馆发函,要求“归还父亲捐赠的手稿:《春》、《秋》、《寒夜》、《憩园》、《随想录》的第五卷及《家》的散页”,并由他们转赠给“真正需要它们并能善待它们的地方: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图书馆和四川省图书馆”。

  家属称赠书流失100余本
  李小林首先拿出了证据。
  12月17日,在巴金寓所,李小林向记者出示了两份巴金当年向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所赠书刊的清单,还附有两份北图的公函。
  其中一份为“(81)图发字第43号”的公函称:“巴金同志:你赠给我馆的第一批外文书刊619册,谨已收到,我们正抓紧进行整理、加工、编目、入藏。”
  另一份公函发自1982年11月18日,内容为收到巴金赠书的回函,称该批书包括英、法、德、日等多种版本,计2655册。
  据李小林回忆,巴金共向国图捐赠过6次书刊,仅1981年、1982年这两次的赠书就达3274册。这些外文书刊主要分为三部分:早期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方面的论著、性科学与性风俗方面的书以及文学巨匠们经典著作的各种版本。
  值得注意的是清单“杂志”一栏显示:“《THEDIAL》,v.73-81,1922—1926年,44册”,而国图提供的库存数目是“1922年至1925年6月的9个合订本”。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李辉称自己从旧书摊上购得的6册杂志恰恰是1925年6月之后的(1925年第9、11期,1926年第6、7、8、10期)。
  李小林说,如果国图拿不出清单中已经列出、而书架上已经“消失”的1925年6月之后至1926年的《THEDIAL》杂志,那就证明李辉手中的6本杂志确属巴金赠书无疑。
  在巴金寓所,记者还看到了李辉寄来的《THEDIAL》杂志1926年第10期封面的复印件,上面有一个竖长方形的“巴金赠书”印章;在另一份复印件内插图的左下方则有巴金的毛笔签名。李小林说,这确属巴金笔迹,而且可能是解放前所题,那时的巴金经常奔波在外,身上却常揣一管墨、一支毛笔,搜集到喜爱的书刊,就蘸点水题上自己的名字。
  由于李辉手头的6本杂志都没有国图的藏书章及财产登记号,李小林怀疑这些杂志在捐赠的时候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合订本,而且国图也可能根本没有进行收录和登记。
  更令她不安的是,从目前各种途径反馈的结果统计,大约有100多本巴金向国图赠送的外文图书已经流失到私人收藏者手中,这说明“赠书的大量流失,已经不是偶然的疏漏了”;而且自媒体披露此事以来的一周多时间内,国图从未向巴金亲属进行过沟通和说明。李小林说,这也是她与弟弟给国图发函,要求退还父亲所捐赠的部分手稿的直接原因。
  本报记者试图通过李辉联系那位至今不愿透露姓名的读者,以期弄清相关赠书的来源、流通渠道及交易方式,但被婉拒。李辉说,对方在等待国图方面的态度,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自会浮出水面。当务之急是,国图应该根据历次清单,对巴老所赠书刊的库存情况进行仔细整理,如果确有书刊流失,则应立即展开调查,尽快给病床上的巴老及其家人有个交待。

  巴金晚年将赠书视为“身后事”
  晚年的巴金疾病缠身,在创作了《随想录》后已极少动笔,多年不断的赠书因而成为他关注社会的重要活动之一,他对此极为看重,也将其视为自己的“身后事”。
  据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长期在巴金身边工作的陆正伟先生回忆,巴金家中有80多个书架,书橱都排着满满的书,连家人也无法统计出具体数目。从1981年起,他就开始一车一车地往外捐,至今已先后向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其他地方捐出了各类图书近3万册,期刊1万多册。
  在巴金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的4000余册外文书籍中,有一套特精装本俄文版的《托尔斯泰全集》,著名翻译家草婴称,这一版本全国只有一套半,因而非常珍贵。据李小林回忆,巴金在长期住院前的最后一次回家,也是为了整理捐赠书籍,在捐出这套全集之前,他依依不舍,最后还把书带到医院里,再三翻阅,才捐出去。
  巴金捐书是有计划的,譬如《随想录》的手稿,第五卷在国家图书馆,第一、四卷在上海图书馆;剩下的第二、三卷则捐给了由他提议创建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可见,他对国图是非常看重的。
  李小林说:“父亲一生爱书如命,他从未拿过国家的工资。他说过,他的钱是从书中来的,也要用在书中。为了购买、收集和收藏这些书,父亲不仅穷其一生所得,还耗去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他将它们一批一批亲手整理出来,陆续捐赠给国家。我简直不能想象病榻上的父亲如得知这个情况会作何感想,如果不把这件事情弄清楚,我们将愧对父亲。”
  李小棠表示,既然父亲的那么多赠书都流失了,我们当然有理由担心他的其他赠书特别是部分手稿的安全,因此我们认为,国图“辜负了父亲的信任,也伤害了一位毕生视书如命的老人的感情”,让他们归还手稿的要求并不过分。

  国图终于向巴金家属表态
  12月17日记者两次赶到国家图书馆宣传科,直到下午1时40分,才被告知领导现在正在河北回北京的路上,下午3时将集体开会研究巴老赠书流失情况的调查及处理方法,会后正式对新闻媒体的报道作出回应。
  下午6时,参加会议的宣传科负责人白雪华通知记者,会议时间将延长,并问记者能否改为书面采访,馆领导在集体协商后将予以回答。
  晚上8时,白雪华来电透露,国图已初步商定了解决办法:一是将按照巴金先后捐赠的6批书目交接清单,对分散在几百万册书库中的赠书进行清查,以核对从国图流失的赠书数量;二是将邀请巴老家属来馆进行参观、沟通,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并现场了解国家图书馆对巴老所赠书刊的保护情况。
  国图方面最终还是拒绝了采访要求。
  当日晚10时,李小林突然致电本报驻沪记者,称国图一位副馆长分别在当日中午及晚间给她与李小棠打来电话,对巴金所捐图书的流失情况没有否认,并表示馆方正对赠书进行排查,目前已经找到2000多册,相信调查很快就会有结果。
  该副馆长还特别强调,国图对巴金捐赠手稿的保护十分重视,并表示近日会派专人来沪邀请李小林等巴老亲属赴京参观国图对赠书的库存及保护情况。
  李小棠对记者说,当晚李辉再次与那位热心读者见面,查看了一套同样盖有各类国图印章和巴金赠书章的英文版世界名著,并且拍了照片。
  李小林说:“我们给国图发函要求退还手搞,并非有意为难对方,而是希望类似的事情不要再次发生,同时也是对父亲负责。”
  对此事件的发展,本报将继续关注。

张丕林制造大连空难

  □本报驻京记者 卢嵘

  ■本报记者七个月内三赴大连采访张丕林家属,试图全面揭示关于张丕林的一些基本资讯
  ■独家专访北航总经理姜连英,披露空难原因的查找过程与黑匣子的部分内容
  ■钟群鹏院士等多名航空专家向本报分析空难调查过程,讲述确定张丕林纵火的可能途径

  ■本文关注:
  “人为原因”是怎样确定的?张丕林是何许人?张丕林在最后时刻做了什么?
  ■2版关注:
  空难结论公布为何如此简单?


  2002年12月6日下午5时多,张丕林的母亲突然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要求把家里人都找来,通知的人说,“今天领导要给一个彻底的答复。”
  此时距大连“5·7”空难发生已经整整7个月,时光的流逝使大连人几乎已经开始淡忘了这个话题,遇难者家属也渐渐平静,惟有在空难中购买了7份保险的张丕林一家还笼罩在一片疑云中。
  7个月来,只有张丕林的遗体没有让家属认领并料理后事,也只有张丕林的家属被一直安排在宾馆里等待有关部门的最后答复,而航空公司和保险公司正常情况下应给张丕林的约160万元的赔付,按上面要求也一直暂缓。
  张丕林的母亲赶紧叫上家里人按要求赶往大连市中山公安分局。已经有一些相关负责人在那里等待他们了。张丕林的弟弟张丕明认出其中有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和中山公安分局的局长。
  “我们代表政府正式向你们宣布‘5·7’空难的调查结果。”一位负责人拿起一张复印件严肃地说道。张丕林的家人紧张地一字一句听完了这个100多字的结论,中心内容是:调查认定本次空难系张丕林纵火造成。
  接着,来自北方航空公司的人士宣布,由于张丕林的死亡系自己纵火造成,公司对张丕林的遇难不予赔付。
  张丕林的弟弟张丕明告诉记者,张家人当即提出,需要了解结论得出的调查过程,有关负责人回答说:一、此事特殊;二、你们有什么要求,我们解答不了,我们转达上去,有答复我们再转告给你们。
  当天晚上,张丕林的家属搬离了他们长住的宾馆。第二天,新华社向全国公布了同样的调查结论。
  张丕林正在上学的孩子没有去听关于他父亲的这个结论,张家人说,这个结果对孩子能瞒20年就瞒20年。
  他们显然难以面对这样一个传闻已久、如今终于得到证实的结果。而对于空难中的遇难者家属、对于普通的中国人而言,人们同样不敢相信,作为南京大学物理系的硕士,作为一名7岁男孩的父亲,这个不到40岁的大连人居然会做出如此残忍、如此疯狂的事情。
  虽然,这已经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传闻终成事实

  2002年5月7日晚9时24分,中国北方航空公司执行6136次航班的麦道头条纵深82型客机从北京飞往大连时,在大连机场东侧约20公里海面失事。112条生命,在两分多钟的时间里突然从高空坠落,永远消逝在大连那片美丽而冰凉的海水里。
  几个月来,本次空难的遇难者之一、登机前购买了7份保险的神秘人物张丕林,在空难发生后不久就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人为破坏的猜测一直盛行。
  事实上,这一说法并不仅仅是猜测,种种迹象显示,调查组早已经把怀疑的目光集中到张丕林身上。
  几个月前,本报记者奔赴大连时,就有一位遇难者家属告诉记者,空难发生后不久,就有负责善后和接待家属的内部人士私下很严肃地告诉遇难者家属,此事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人为的,北航也是受害者。只是弄不清引起飞机起火的燃料是什么。和失事飞机同样材料的飞机物件在进行燃烧实验后的结果,也不像打捞上来的失事飞机残骸那样严重。
  7月31日,急于摆脱空难阴影的北航利用召开公司半年工作总结会的时机,向外界高调宣布,国务院“5·7”空难事故处理小组负责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闪淳昌表示,空难原因已基本查明,排除了由于北航原因造成空难的可能。
  而空难发生当时天气晴好,所以,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在出现空难事故的通常三种原因中,已经排除机械原因和天气因素,只剩下人为破坏这一种。
  8月5日,新任民航总局局长杨元元在检查新华航空公司的工作时,曾经旁敲侧击地指出,几起空难都是“小事酿大祸”,但是什么样的“小事”,直到现在也没有明指。
  而对张丕林后事的“特殊处理”则是在无意中泄漏了“天机”:记者在大连了解到,在空难发生后,所有能找到的死难者遗体在进行了DN头条纵深鉴定后都被安排火化,惟独张丕林的遗体一直保存在冰柜中,应有关部门的要求不许火化。此外,从5月17日开始,张丕林的家人亲友多次接受有关方面的调查。
  正常的保险赔付在张丕林这里也被要求暂缓,7月8日,负责理赔事务的北京保险行业协会给张丕林家发来传真,对一直没有赔付作出说明:根据国务院“5·7”空难处理领导小组的要求和“航空旅客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有关保险责任及责任免除的约定,鉴于有关部门通知,目前对空难事故原因及相关人员的调查尚未结束,“需在查清事实和认定责任后按有关规定办理。”
  4个月后,人为纵火的结论终于得出。

  “人为原因”是这样确定的

  本报记者一直试图了解整个空难的调查过程。8月上旬,就在北航高调宣布大连空难非北航原因后不久,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北航总经理姜连英。
  “客舱后部起火,发生在飞机落地前的5分钟,”面对记者,姜连英语气凝重,表情痛楚,“飞机失火后,还没掉下来,我就接到了报告———‘客舱失火’。”
  当时姜连英还穿着睡衣,就拿起手机冲出家门,驱车往公司里赶。在半路上,姜得到最坏的消息,他的属下打来电话——“飞机不行了,是一等(事故)(指机毁人亡)。”姜连英于是马上组织人安排飞机去大连。
  至于空难的原因,姜连英当时非常严谨而又坦率地表示:“我们得出空难非北航责任的结论是由几方面因素构成的。飞机本身处于适航状态,是经过有关部门严格审查才放飞的;机组人员的技术状况和身体健康状况是符合有关规定和要求的;经过对黑匣子的分析,机组在飞机失火后的紧急处置程序也没有问题;调查表明,飞机失火不是自身4种火源(电路起火、油路起火、发动机失火、烤箱失火)造成的。所以空难不是北航责任造成的。”
  其实,就在“5·7”空难发生后没几天,就有消息传出,飞机坠毁是由机舱后部起火所致。而按照姜连英的分析,这不是一般性的起火,因为“如果是一般性失火,不会这么快(发生飞机坠毁)。按破译的黑匣子显示,机组想奋力扑救,机组尽力了,但无法消除火灾”。
  姜连英还用排除法排除了飞机自身起火的可能性。据姜连英介绍,飞机上自身火源有4种,一是电路起火。但电路起火不会这么迅速燃烧,从飞机残骸分析也不可能;二是油路起火。MD-82飞机的油路在地板以下,但飞机地板是没有损伤的;三是发动机失火。但发动机在机身外,而火是在客舱里烧的;四是烤箱。烤箱是为机上乘客准备食物的。也没有发现烤箱着火。飞机自身4种火源都不是,显然应该是外来火源。
  姜连英认为,出现失火后,机组处理紧急情况是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的,整个处理过程其实只有2分多钟时间,是及时规范的。
  12月10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北航总飞行师蒋怀宇。蒋怀宇称,“据我所知,关于此次空难的调查、化验、核实都是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的,结论是科学权威的。”
  记者询问北航是否参与了调查认定目前这个结论的过程以及是否提供了相关证据,蒋怀宇说:“航空企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言权的。我们讲得太多,反而会引起公众的反感。当然,配合调查是我们的义务。在政府需要人员、飞机档案的时候,我们肯定要提供。在调查中,我们也要提供一些样品、飞机材料、座椅材料等东西。我们能做的只是这些。调查是由很多部门和中外专家一起参与的,结论也要由他们来作出和宣布。”

  张丕林是何许人

  那么,张丕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做出这样的疯狂举动?本报记者虽三次奔赴大连,却依然无法能够深入地获知和还原真相,只能通过对张丕林的父母、妻子和兄弟的采访,勾勒出关于他的一些基本情况。
  张丕林,1983年从大连考入南京大学物理系,1987年本科毕业后又考取本校物理系的研究生。
  张丕林的妻子李云(化名)是江苏连云港人。1985年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两人在学校确定恋爱关系。
  1989年,李云分到大连工作。1990年,张丕林研究生毕业后分到大连市公安局户籍处搞计算机工作,后来因为分不到住房,张丕林离开了公安局,又在大连市一家电脑公司工作。1993年,张丕林和李云结婚,1995年两人生了一个儿子。而从1994年起,张丕林又在辽宁省外贸公司找到了新工作。在这家公司,他既做过外贸业务也做过行政管理,还分到了一套房子。直到2001年8月辞职下海自己开公司。
  张丕林的公司是一家装饰公司。据李云称,去年5月,他们在环海公寓买了新房,张丕林在给房子搞装修的过程中,发现干装修挺赚钱,就开了一家装饰公司。公司注册资金30万,主要是家庭装修,员工有十多人。
  张丕林的哥哥介绍,公司的业务虽然不是很多,但局面已经打开。“五一”期间正在施工的地方就有10处,他认为张丕林绝对不可能因为开这么一家小公司而负债累累。
  据他们称,张丕林的对外欠款有3笔:一是公司里3.3万元的装修材料款,这属于正常欠款;二是去年贷款买了一辆东南富丽卡豪华商旅车,每月要还贷5000元,还需要一年半的时间就还清了;三是环海公寓的房子,也是贷款买的,总价50万,亲戚支持一部分,剩下也不多,张丕林夫妇收入都不低,还清房屋贷款应该没有问题。
  而李云则称,她工作的第一家公司已经上市,她还持有一些原始股,很值钱。她后来又在大连平安保险公司工作,现在在一家证券公司工作,属于管理层,在当地属于高收入者,家中的经济条件应当是中等偏上。
  关于张丕林购买7份保险的原因,空难发生后就引起广泛议论。最初的解释是张丕林出过车祸,保险意识较强。张的家人也始终对外界表述着同样的看法。李云说,她在保险公司工作过,所以一家人对保险比较了解,保险费用的支出是家庭正常开支的一部分。从1997年开始,家里就购买了一些医疗、疾病、养老的商业险种。张的哥哥说,去年7月张丕林买车的时候,保单上的所有险种他全买了,每年的保险金都要近8000元。与此同时,今年4月前后,张丕林开车先后出了3次车祸,每次都吓得够呛。
  张丕林有没有可能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家庭原因制造空难?张的家人极力否认张丕林身体不好或者患有绝症的传言。

  张丕林的最后时刻

  但是,就是连张丕林的家人也承认,出事前,张丕林的确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举动。比如连妻子李云都不知道,自己的丈夫于5月7日那天去了北京。
  据李云透露,当天早上,张丕林上班时并无异样,下午5时多突然打来一个电话,说在北京了,李云还问到北京干嘛,张丕林回答说,回来再说,没什么事。
  李云称,晚上,她又收到张丕林发的短信,告诉她航班号,她还以为是第二天的航班,没回电话就睡了。第二天早上到单位后才知道丈夫乘的飞机已经坠毁在大海了。
  了解张丕林出事前在大连和北京的活动,或许对人们理解其动机有所帮助。但是,记者联系到的采访对象均表示,公安部门已经对他们作过调查,并且严肃说明调查内容不能向外透露。因此,类似的采访无一例外地遭到拒绝。
  记者还是从侧面了解到,“五一”期间,由于张丕林的装修公司接了差不多10单活,所以比较繁忙。本来张家四世同堂,每逢“五一”、“十一”都要在父母家团聚,但这次“五一”,张丕林没有去和家人团聚,因为工程太忙了。
  据透露,这期间他一般9时多起床,然后就去公司加班处理工程上的事,一直要忙到晚上9时多。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张丕林在5月3日,还抽空带一家人去大连滨海路玩了一天,还照了相。
  而在5月7日这天,张丕林也是同往常一样去公司上班,离开时并没有和妻子提及要去北京的事。先到了单位,大概在中午的时候才前往北京。据说,张丕林在前往北京时曾和公司的人交代,他去北京是要一笔欠款,因为快到给装修工人发工资的时候了,大约要三四万左右,但张丕林一时没有这么多现金,于是到北京去看能否要回。
  5月7日的这个下午,张丕林在北京只停留了几个小时,就买机票返回了。他去北京究竟目的何在,他在北京究竟做了什么,公安部门对此调查过,但详情并没有公布。
  记者还了解到,张丕林在首都机场准备回大连的时候,至少曾经打过3个电话。一个电话是打给妻子李云,告诉她自己在北京。还有一个电话是打给与其一起做工程的一个要好的朋友,这个人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据说他们谈的也是生意上的事情。第三个电话是打给装修的工头,询问正在装修的工程进展情况。

  空难的后果

  大连空难这一惨剧,留给人们太多值得总结的教训。而对于直接与空难相关的各方而言,也是冷暖自知。
  对于张丕林一家来说,张丕林投保7份保险获得100多万巨额赔偿的企图已成泡影。12月7日,北京保险行业协会正式向张丕林的家属发出了《拒赔通知书》,通知书写道,“根据国务院‘5·7’空难领导小组的调查结论,‘5·7’空难是由张丕林纵火造成的,经审核认定,对张丕林投保的航空旅客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不予赔偿。”
  当天,在有关方面的同意下,张丕林的家人在空难发生后第一次见到了张丕林的遗体。张丕明说:“遗体已经被解剖过了。基本上还是全尸,但手脚都断了。”随后,张的家人到有关部门领取了死亡证明。记者注意到在死亡原因一栏中清楚地写着:一氧化碳中毒。据说,这也是此次空难很多遇难者死亡的直接原因。这同机舱内着火燃烧产生大量有害气体有直接关系。
  12月8日早上,张丕林的几个亲属悄悄地领出张丕林的遗体,在大连殡仪馆火化。
  对于执行本次飞行任务的北航而言,损失也是明显的。空难发生后,北航的销售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出现了旅客集体退票的尴尬事情。5-6月份,衡量公司生产经营状况的主要指标同比均出现了负增长,运输周转量、飞机日利用率、生产率、客座率、载运率等指标均产生了非正常性连续下降。5月、6月分别比4月份减少了近8000万元和近1亿元的收入,亏损额明显上升。上半年公司完成主营业务收入18.9亿元,亏损了4.6亿元。
  而除了张丕林之外的111名死难者家属,则将永远承受突然间无辜失去亲人的哀伤。与此同时,在北航申明空难非北航责任,国务院调查结论作出后,部分遇难者家属追究事故责任的对象已经发生了转向,他们几乎放弃了对制造空难者个人的追究。
  记者在大连找到了几位遇难者的家属。李彤宇是大连恒祥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他的母亲,著名的内分泌专家、大连医科大学附二院教授宋光华不幸也在“5·7”空难中遇难,连遗体也没有找到。吴邦国副总理到大连时,曾经专门去慰问了宋教授的家属。
  母亲的遇难给李彤宇和他父亲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李彤宇说:“这种精神上的伤害是终身的。我父母亲是大学同学,又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相依为命。拿父亲的话说就是从两人认识开始就一起上学、上班、下班。出事后,父亲受到的打击特别大,任何节目不看,掉了十多斤肉。”
  在有关的赔偿书暨责任解除书上,李家坚持写上了自己的附加条款才肯签字,要求书面告知空难的最终调查结果,如果最终调查结果证实空难“是由于承运人及其所有相关利益方的故意或过失行为造成的……我保留继续追究法律责任和进一步索赔的权利”。
  记者问李彤宇,现在的调查结果表明与北航无关,你们准备向张丕林的家属索赔吗?李彤宇的回答出人意料:“仇恨犯罪人的心理人人都有,但中国的老百姓很善良。古语说,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命都没有了,我们也不可能去追究他个人的责任了,追究他的家属也没有用,他们能赔偿得了吗?作为这么严肃的安检,出现这么大的纰漏,应负失职责任。”
  其他一些死难者家属也同意李彤宇的看法。
  不过,北航负责安全的总飞行师蒋怀宇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很多因素会造成飞行事故,理论上是各种因素形成一个错误链,错误链形成闭环时就可能造成事故。其实,国外很多机场安检是很松的,中国国内目前的安检已经是相当严格的,但就像公安这么强有力,还有罪犯一样。
  按记者了解,根据有关规定,每个旅客是准许携带两瓶白酒登机的。安检的重点是是否携带金属凶器登机。旅客携带饮料登机也属家常便饭。不过,在“5·7”空难发生后,加强安检的措施中除了脱鞋以外,记者还曾亲自遇到过被要求检查携带饮料的事情。在大连机场,记者在安检区外买了一支矿泉水,经过安检时被检查人员要求当场打开并喝一口后才放行。
  尽可能地减少疏漏的概率仍然是必要的。令人庆幸的是,这一行动已经开始。中国民航总局在今年8月8日即已透露,国家将安排8亿元,支持航空公司从事安全保障系统建设。这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航空安全的部署作出的。此项资金主要用于飞机机舱改造、加装机载防撞系统、添置货运安检设备等,各约2亿元,其他安全设施建设2亿元。
  另外,今年上半年,民航总局已安排机场安全设施建设投资2亿元,用于购置安检设备、安全监控系统建设和安检流程改造等。
  这些改善航空安全措施紧锣密鼓地实施,相对于仅仅得出“5·7”空难事故原因和追究责任而言,或许其意义要更为深远。
(李玉霄对此文亦有贡献)
This sit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