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os Dai’ Blog No excuse, no panic

　　
　　□本报驻沪记者　张英

　　行状
　　在前后半个月的时间内，79岁的金庸两次来到内地。
　　9月27日，“世界旅游日”，“五岳联盟”在衡山成立。应邀到访的金庸受封名誉盟主。
　　10月8日，金庸在华山成为“武林盟主”。在华山索道广场上，主办方将一枚重达35公斤的玉石巨印赠给金庸。两名大汉用长案将巨印抬至金庸面前，启封后，由金庸盖出首幅印文。印文是汉篆刻制的六个大字，“华山武林盟主”。

　　陕西电视台选择在华山之顶的北高峰上举行“华山论剑”，此外还有3个分会场，上下4点交叉滚动，进行3个多小时大型联合直播。
　　为了保证直播顺利进行，有关方面出动了500名干警和150名武警，华山风景区8日当天封山8小时。有趣的是，当华山上的道士们得知金庸要来以后，联名写信表示抗议，不欢迎金庸来华山，理由是金庸在小说里对道教不友好。
　　在西安曲江宾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金庸说：“我希望这次的活动能办得很成功，但最重要的是不要把任何带有商业性质的东西引进来。‘华山论剑’不是武功上的比试，更不是一次商业炒作，它是一次文化人之间的谈论，是纯粹的文化对话，希望它能够在文化氛围中开始和结束，千万不要搞太多的商业广告。”
　　出于对前一阶段报纸关于“金庸产业化”的批评，金庸特别给予回应：“我参加的所有活动都是不收一毛钱的。我是不需要为自己做宣传的，我的小说已经卖出去了，干嘛还需要推销？”
　　陕西电视台副台长王渭林证实说，“金庸先生在踏上陕西这块土地后，吃饭、坐车、住宿等都是自己掏钱，坚持不收我们任何的费用。”
　　因为金庸的坚持，主办方陕西电视台取消了此次“华山论剑”的冠名权。
　　据陕西电视台最新的消息，本次“华山论剑”投入的400万元人民币已顺利回收，整个活动只赢利40万元。
　　陕西省旅游局局长董宪民说，金庸之行提升了整个陕西旅游形象。陕西省政府对“华山论剑”达到的效果非常满意，希望陕西电视台能够把这个活动长期办下去。而此前陕西省武术联合会和西安武术联合会召开了联合会议，决议请全国的武功高手来陕西，进行一次真正的“华山论剑”。

　　论剑
　　10月8日，华山北峰。
　　华山北峰海拔1614.7米，峰顶只有一个不足百平方米的广场。据王渭林介绍，主办方曾拿着凳子一个一个地量过无数遍，最后发现上面最多只能摆30把椅子。除少数嘉宾和记者外，大部分记者只能集中在北峰旁的一个小亭子里观看电视直播。
　　“华山论剑”的总直播主持人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王鲁湘、陕西电视台的主持人王涛，“华山论剑”现场的主持人是陕西电视台的李蕾和嘉宾主持司马南，还有北大教授严家炎等人。将与金庸过招的是“巴蜀鬼才”魏明伦、“关中刀客”杨争光、“侠导”张纪中和“北大醉侠”孔庆东，他们将按照电视台的安排，分别从“剑影江湖”、“侠旅萍踪”、“金剧春秋”、“情为何物”四个角度，打开金庸的世界，大话江湖。
　　当金庸揭开自己书写的“华山论剑”四个大字的摩崖石刻之后，“华山论剑”正式开始。
　　王鲁湘：我们对所谓流行文化在过去一直存在文化偏见，认为它首先是低下的，第二是边缘的，第三是不重要的。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很大一部分不是从事艰深痛苦的思考，我们实际是在玩乐当中，在生活的状态当中，完成一种文化的建设（应为“消费”———编者）。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金庸现象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象，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共同话语。在华语文化圈，金庸就是类似足球的公共话题。几代人海内外这么多人谈这个话题，这本身已经进入我们生活状态的历史，进入精神生活的历史。
　　金庸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文本，对这个文本的再创作，像金庸所有的影视剧，包括舞台剧，在读者当中，在网络上，大家传阅读金庸的心得，这个叫金庸现象。金庸现象和金庸文本一起构成金庸文化。
　　王涛：这个文化的支撑点绝不是虚幻的，而是一个产业。这样一个庞大的产业，试问现在有哪样一个角色能够真正带动一个产业。
　　王鲁湘：说到这一点金庸先生更加了不起，一个人产生这么大的生产力，金庸实际上是一个行业或者是一种产业的发动母机，由他发动起来的产业产生这么大的生产力，产生这么大的价值，使这么多的人能够有口饭吃，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已经普济苍生了。
　　魏明伦：我们题目叫剑影江湖，这个江湖是金老先生浪漫的想象构成的江湖，好像是一个社会的变形。我算不上是金迷，我站在金迷之外来看，有时候看得客观一点。我们往往被现实生活压抑，金庸先生虚构了一个江湖，人们在太压抑的时候可以躲到那个江湖去休闲娱乐。
　　金庸：就像刚才王鲁湘先生说的，我这个小说是建筑在愉快上面的。我的小说是一种虚构的想象的东西，我的希望和最大的目的还是给读者一种愉快的享受。有些朋友把我的文学作品提到很高的高度，引起很多文学批评家的反对，朋友的好意我非常感谢，但是他们反对我，我觉得抬举我了，我很感谢大家的评论。
　　李蕾：中外的侠有什么区别？
　　金庸：他们都是见义勇为，遇到不公平的事可以帮助人家的，这个是共同的地方。在中国社会当中，侠是一个很崇高的道德，非常重视的。外国人就不重视这个侠，他们讲骑士，骑士主要是为上帝服务的。我们中国人讲人情，看到病人痛苦或者受到欺负去帮助他，外国人认为上帝该做这个事情，我牺牲生命为了上帝，死了之后就上天堂了，动机出发点完全不同的。
　　金庸表示很佩服《水浒传》和《双旗镇刀客》的编剧杨争光，这次论剑指名要求邀请他到场。“有人问我武侠小说不写了，将来怎么样发展，我就想，像《双旗镇刀客》这一类小说是可以发展下去的。”
　　杨争光：刚才说到中国侠客和外国侠客的区别，我有一个看法，中国的侠更讲义气，有时候还有忠，忠和义这可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有关系的。外国侠客除了金庸先生刚才讲的为上帝服务外，我觉得他身上正义的东西可能比中国侠客要多一些。
　　比如按现代人的观念来说，正义它有时候是很软的，你很难说哪个对哪个是错的，有时候中国的侠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事情这样做可能是不太合适，但是因为他是我的哥儿们，所以我就必须要做这个事情。这当然做起来也让人很感动，但是他做的行为的背后可能还是有一点动机不纯。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侠和外国侠客的区别。
　　司马南：侠是中国文化当中独有的东西，中国文化两千年来孔夫子文化是主流。请金庸先生讲讲孔夫子学说当中自由的境界和侠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
　　金庸：孔夫子讲侠义讲道理，他根据自己所想的凭良心判断，凭良心，讲天地良心，这个事情不对我就去纠正。孔夫子也认为，知道不对去纠正很合理的。
　　杨争光：司马迁在《史记》上说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其实还是经常捣乱的，文人也捣乱，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但是还是有不同之处，我觉得侠跟孔夫子还是有差别的，孔夫子实际上是不捣乱的。
　　李蕾：现代的侠在哪儿？
　　金庸：今年中央电视台组织一个节目叫《感动中国》，就是过去2002年使中国人最感动的事情是什么？邀请我做评委，全中国有三十几个评委，大家推举出来什么事情最感动中国，结果我们推举的都是见义勇为、挺身而出、为人家抱不平的这些人，这些就是具有侠气的人。
　　我推举一位女经济学家刘姝威，她发现有一家大公司发表的年报欺骗股东，她写了一篇短文，告诉大家这篇年报是假的、靠不住。结果大公司去告她，告得她非常狼狈，她一个穷教授没有钱跟大公司打官司，但是她坚持正义把官司打下去，最后这家公司破产输了。我觉得这种人不为自己利益，而为了公众利益挺身而出不怕牺牲，这就是现代的侠。
　　杨争光：我觉得侠在现代社会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我们现在把侠脱离出来成为一种精神，侠义是弱势群体的一种幻想，只要有弱势群体存在，只要存在对弱势群体的压迫，侠的精神就不会消亡。让我来理解，侠像补丁一样。比如有一件衣服有洞，侠是补充。太相信它也不行，但是没有它也不行。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侠义的人也是不行的，靠各种各样的力量，体制再完备，角落里面还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司马南，我认为也是侠，打击伪科学这个东西，政府加大力度也忙不过来，怎么办呢？那你挺身而出了，就去做了。这就是现代的侠。
　　节目中播出了到金庸家乡浙江海宁拍摄的短片，金庸在论情和看短片期间，前后四次抹去眼角的泪珠。
　　原定3个小时的直播，延长了1个小时。金庸与由全国4家纸媒选送的金迷读者模拟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见面时，因为激动，来自湖南的“南帝”刘根生，十多分钟里，面对金庸，竟然说不清话。
　　此外，整个活动中还穿插了由大学生组织成的辩论赛，观众提问。最后的压轴戏是金庸新收的两名博士生拜见导师。
　　在倚天剑、屠龙刀上，金庸按下了自己的手印。据王渭林介绍，金庸专为本此活动题写的“华山论剑”四个大字将永远刻在华山北峰的绝壁上。
　　当直播超出了预定时间，12时10分左右，卫星信号中断。由于4个小时的直播，金庸感到非常劳累，原定在“论剑”之后举行的记者见面会被迫取消。金庸一行沿原路下山。

　　图：
　　金庸用“俏皮”评点翁美玲，用“乖巧”评点朱茵，用“聪慧、妩媚”评点周迅，顺利通过由刘亦菲主持的“美人关”。　谢炎午　摄

J.M.库切


　　J.M.库切的批评者，似乎都对他文本的创新性充满了敬畏。这一点，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他的文本贯通了对欧洲的文学和哲学传统的继承。同时，批评家们习惯于纠缠在库切的小说是否部分属于殖民主义话语的问题，而看不见库切运用精心构制的寓言所描绘的严峻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他的主题都在从流血的严酷事实中提炼出来的。
　　———摘自戈迪默为《关于J.M.库切的批评视野》一书所作的序言

　　□恺蒂　发自南非

　　（一）
　　10月2日，南非作家库切（J.M.Coetzee）获得2003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库切并不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小说还不到十部，却都是精品，所以，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人可以说“今年的选择很简单，丝毫没有争议”。库切这个学期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他听到消息后，在芝大网页上贴了这样一条短信：“今天早上6点钟我接到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电话，对我来说这完全是出乎意料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今天是宣布文学奖得主的日子。”虽然是出乎他的意料，但是对于媒体、文学爱好者以及像我这样的库切的崇拜者来说，他得奖，是早晚的事。他是非洲的第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第一位是1986年的尼日利亚的索因卡，第二位是1991年南非的戈迪默。
　　库切一生中虽然有很多时间都是在国外生活，却是一个很典型的南非人。他于1940年出生于开普敦的一个南非荷兰人家庭，从小受的是双语教育，后来去的是英文学校，所以，英文可以说是他的母语。他成长的年代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逐渐成型继而猖獗的年代，1960年他如同许多实在无法忍受种族隔离政策的年轻人一样，大学一毕业就开始了在海外自我放逐的生活，离开南非而到伦敦。一开始，他做的工作是电脑软件设计（他大学学的是电脑）。4年后，他去美国得州大学学习文学，然后在纽约州的一所大学里教书，1971年他回到南非，在开普顿大学英文系里任教，其间每年他都有几个月的时间在美国几所大学中做访问学者。2002年，库切移民澳大利亚。
　　库切的第一本小说《尘土地带》（Dusklands）出版于1974年，此书由两个互相有些关联的中篇构成，第一篇是一个美国心理战争专家在越战中的经历，第二篇是一位18世纪荷兰殖民者的手记，这相隔两个世纪的故事的关联，是两位主人公都毫不留情地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在他们看来比他们要低等的人的身上，给当地人，也给他们自己带来灾难。库切是个很普通的南非荷兰人的姓，他说他自己“只是一万名南非的库切中的一位，除了要说雅克布库切（《尘土地带》中第二个中篇的男主角）开始了这一切以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库切的第二本小说是1977年写作的《内陆深处》（IntheHeartoftheCountry），主角是一位南非荷兰人的老姑娘，写她在种族隔离的南非干旱台地内陆深处的寂寞生活。他的第三部小说，1980年的《等待野蛮人》（WaitingforBarbarians）把库切带上了国际舞台，使他获得了国际声誉。这本书是一篇寓言，主角是一个边境小镇的主管长官，他以自己的宽松的态度管理着他的小镇，小镇常年与边疆之外原野上的野蛮人通好，直到有一天，中央政府派了位钦差大臣，要把野蛮人赶得越远越好，小镇居民与野蛮人的战争开始了，同时，这位长官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位被擒的野蛮盲女，于是，他自己从长官沦为阶下囚，成了众人唾弃的对象。整本书里充满了反讽、激情、内省和恐怖，是一个没有地域没有疆界没有时间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年代任何地方。
　　1983年，他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LifeandTimeofMichaelK）出版，此书写的是开普敦的故事。迈克尔·K是一位园丁，在南非种族歧视种族隔离日益激化的情况下，他打算带着母亲出去旅行，离开城市，到杳无人烟的内陆去生活，但是一路上，他备受磨难，被追杀，被监禁，最后，他只有以绝食为武器。此书获得当年英国的布克奖。
　　1986年，他出版《仇敌》（Foe），是重新讲述的鲁宾逊漂流记的故事，叙述者是一位与鲁宾逊和星期五同时漂流在海岛上的女性。1990年的《铁器时代》（AgeofIron），身患癌症的女主角在被医生告知病情之后回到家里，发现花园里躺着一位喝醉酒的流浪汉，她把这个流浪汉看成是自己的死亡之神，这个一直醉醺醺常常不省人事的流浪汉成了她沉默的知心人和忏悔的“神父”，使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平和，同时，她前往黑人棚户区寻找一位走失的黑男孩，目睹着南非政治变革的前夜、警察的暴力、黑人的抗争、黎明前的黑暗，以及将要出现在天际的曙光，“让我告诉你，当我在南非这块土地上走过时，我的感觉仿佛是走在黑色的面孔上。他们已经死了，但是他们的魂灵还没有离体，他们沉沉地躺在那里，等待我的脚踩过他们，等待我离开，等待复活的机会。”这个复活的机会，就在旦夕之间。

　　（二）
　　1990年被监禁了26年的曼德拉获得释放，1994年“非国大”赢得大选，非洲人管理非洲的理想实现。然而，库切在观察、等待，他没有去描写曼德拉任南非总统之时的蜜月期，他的下一本小说是1994年的《圣彼得堡的大师》（TheMasterofPetersburg）和南非无关，写的是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故事，是历史资料和想象力的结合。1999年，他出版《耻》（Disgrace），一反他以往小说中使用象征隐喻暗示的手法，而是硬生生直接触及到新南非的各种不如人意的现实，诸如土地所有权、犯罪率、强奸、种族分离、警察的无能为力、白人的赎罪心理。
　　故事的主角是开普敦大学的一位教授，浪漫主义诗歌专家，年过五十，离了两次婚，每周和一位妓女约会解决基本问题，后来引诱一位女学生。事情被校方发现后，教授承担了全部责任，但是却无怨无悔，不愿屈服于人格的侮辱，或是乞求校方宽恕，最终辞职，带着耻辱的印迹，来到女儿居住的乡下。然而乡下的新南非也不是太平盛世，三个黑人前来打劫，强奸了女儿，抢走了所有的值钱物品，教授怀疑这是女儿的黑人邻居有意为之，为的是能赶走女儿，得到女儿的土地。教授劝女儿移民荷兰，但是女儿却另有打算，她把抢劫一事报了警，是为了保险公司的需要，对强奸之事却一字不提。她不愿离开南非，她愿意委曲求全苟且偷生为白人曾经有过的对黑人的不人道统治赎罪。但是雪上加霜，女儿发现自己怀孕，黑人邻居愿意收留她为第三任妻子，她的土地都划在了他的名下。教授不明白女儿为什么要自己跳进火坑，女儿残酷地说那个黑人邻居是收债的，而她是还债的。父女俩都同意这是一种耻辱，但是教授不愿意忍受这种耻辱，女儿却不愿逃避这种耻辱，她说：“对，这是一种耻辱，但也许这是我们重新开始生活的起点，也许我要学会接受现实，从头开始，从一无所有开始，真正的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没有汽车，没有武器，没有房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像一条狗一样。”
　　《耻》一出版，就获得了当年的布克奖，使库切成为布克奖历史上第一位两次获奖的作家。然而，在南非国内，反应却极复杂，有人爱它，有人则对之恨之入骨。我读到《耻》时，还在伦敦，对南非所知不多，吸引我的是他的语言的精炼、冷峻以及力度。当时我边读边感叹，世界上居然有人能写出这样简单，然而又这样有穿透力的英文！世界上居然有人能用这样不煽情、不宣泄、不夸张的语调，讲述一个如此让人觉得彻骨冰冷的故事。在南非住了近两年，我才悟到《耻》的真正意义，语言、故事、小说结构还都是次要的，库切的伟大，在于他对历史，对未来的洞察力。只要看看南非的邻居津巴布韦这两年来的噩梦般的所谓“土地改革”，你就能意识到《耻》中的预言。库切曾经这样写过：“我对自由有一种预感，就像被镣铐锁住的囚犯的预感一样，所以，我会描写一系列能够摆脱镣铐把脸转向光明的典型代表们。”
　　正是这本书，让库切在南非成为众矢之的，不仅是南非政府对此书极为愤慨，满腹经纶每次讲话必定要引莎士比亚、弥尔顿的南非总统姆贝基也公开表示不满，就是许多把库切视为战友同志的自由思想知识分子们也对此书横加责骂，他们觉得这本书把黑人统治下的南非描写得太凄凉太惨淡了太黑暗了，他们说，在库切的笔下，“非洲人自己统治下的南非是一个在下坡路上直往下滑的没有刹车的车子”。这些反应让库切寒了心，也让他最后下了离开南非的决心，重新选择了自我流放的道路。
　　库切的书都是关于历史，是关于人在历史中的地位，更是关于人是否能逃离历史。就像《耻》中的父女俩，他们压根就没有逃脱耻辱的可能。在他的笔下，政治和历史的力量像阴风苦雨一样无孔不入，吹入个人的生活，这隐晦恶劣的气候能够摧毁人的一生。他笔下的南非，是一个没有时间噩梦一般的地方。“在关键时刻，库切的人物都是站在他们自己背后，一动不动，仿佛是没有办法参与他们自己的行动。”瑞典学院这样写道，“但是这种消极状态又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性格造成，这也是一个人对压迫的最后反抗，在不参与的消极状态中进行抵抗。”

　　（三）
　　库切可以算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文学大师的典范。他的每一本作品风格都完全不同，有的可以说是后现代派文学的典范，书中的地点场景虚而不实，用典很多，充满寓意，有的则是最冷酷最真实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他的语言非常精炼，非常干净，如同他从来不多说一句话一样，他的书中也从来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库切在双语教育中长大，所以，他对于南非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描写都非常出色，对于南非文学来说，这是很少见的。他用各种手法，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手法来描写南非生活的各个不同的时期。
　　库切最新的一本小说，最近刚刚出版，叫做《伊丽莎白·科斯泰洛：八堂课》（ElizabethCostello：EightLessons），缘起是几年前普林斯顿大学请库切去作演讲，题目让他自己任意选择。他出现在演讲厅中时，没有演讲，却讲了个故事，故事是关于一位叫科斯泰洛的女教授，被人请去演讲，题目由她自拟，她讲的是关于素食主义的观点和动物的故事。库切的演讲就是重复了科斯泰洛的演讲。当时，库切进行过两次演讲，后来被结集出版在《动物的生活》中，现在，科斯泰洛的演讲总共发展到了八篇，这就是库切最近的新书。可以说是八个有些关联的短篇的集子，也可以说是关于现代生活写作生涯的各方面的论文。虚虚实实，科斯泰洛也是库切自己的写照。有趣的是，其中女主角获得了一个文学奖，她说：“我应该告诉他们不要麻烦举行什么发奖仪式，直接把支票寄给我就行了。”库切的两次布克奖都没有出席发奖仪式，所以现在赌行最看好的赌项，也许就是库切是否会出席12月10日将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1964年，法国作家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成了文学史上的奇谈。现在，大家都认为库切不会如萨特那样拒绝这个奖，但是他是否会亲临现场从瑞典国王手上接受证书和支票，许多人可能都会把赌注押在“否”字上。
　　库切是一位性情孤僻、不苟言笑的人，他是素食主义者，酷爱骑自行车，滴酒不沾，他向来都不接受记者采访。开普敦社交界的女主人们都说：若是请他出席晚宴，他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可以把整个房间的生气都给吞下去。他1963年结婚，1980年代离婚，有一女一子，现在女儿吉塞尔仍然住在开普敦，儿子23岁时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丧生，这对库切打击很大，也许是他心中最深的痛楚吧。
　　库切获奖，南非传媒好评如云，对于库切已经离开南非移居澳大利亚似乎丝毫不在乎。金山大学的英文系主任大卫·阿特威尔（DavidAttwell）是研究库切的专家，他称之为“南非文学的重要一天”，非国大的发言人说：库切和戈蒂默一样，将给南非年轻的一代作家们提供希望和灵感，“希望能让出版社和读者们意识到非洲大陆的文学潜力。”民主联盟的发言人称库切是南非人的骄傲，得到这个奖，不仅是南非的荣誉，更是南非文学的荣誉。喜剧演员Pieter－DirkUys欢呼这个好消息的同时，又说希望库切能够搬回南非居住。曾经与他共事30年的开普敦大学的英文系教授史蒂芬·沃特森（StephenWatson）评论说：“无论他的小说写的是南非，还是无名之地，他都是卡夫卡最好的接班人。”
　　其实我要说，读库切，最让我想到的是中国的鲁迅，一样勇敢地直面人生，一样地不向任何人妥协。

　　有680年历史的北京东岳庙西路神殿被拆后将建商品房，该庙是道教在华北最大的庙宇
　　谁在拆“华北第一道观”？

　　□本报驻京记者　孙亚菲

　　道教正一派在华北地区最大的庙宇———东岳庙（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元代延祐年间，经明、清两朝扩建，形成由中、东、西三院组成的规制宏丽的古建筑。2000年，北京市政府为解决古城众多文物年久失修的问题，启动“3.3亿文物抢险修缮计划”，东岳庙西路神殿就在这一计划之中。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修缮”的结果竟然是——西路神殿被拆成一摊废墟，开发商将在上面盖均价每平米1.2万元的昂贵商品房。本报对此展开调查。

　　“只要有动静，我们就大喊”
　　这是10月3日傍晚，几乎每隔一刻钟，北京朝阳区吉祥里东区居民王其中就要到阳台上去张望一下。
　　他家的对面是一个商品房建筑工地，工地用铁皮钉的围栏圈了起来，看不清楚里面的情况。那里面有一个深十多米的大坑，开发商正在挖楼基。
　　这个大坑的上面原来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岳庙的西路神殿，今年6月以来被拆去一半了。
　　该地吉祥里东区的百余户居民，不同意朝阳区政府拆除原东岳庙西路神殿进行商品房建设，与开发商对峙至今。
　　王其中指着靠近他所在居民楼的一个大土堆说，土就是开放商从大深坑里挖出来的，由于居民不允许开放商把土运走，居民楼里十多个退休干部，每天在阳台上“监视”工地的动静，“只要有车进来施工，我们就大喊一声，大家都会冲出去拦车。”
　　“一旦开发商拉走这些土，很快建起楼房来，那么被他们占的东岳庙这块地，就永远收不回来了。”王其中和另两位居民表情都有些激动，“我们誓死保卫这些土，决不让他们拉走一车！”
　　他们进行的是一次无望的抗争———几年的拉锯战后，一股普通百姓几乎无法阻止的力量终于让拥有680年历史的神殿变成平地，而上面将盖起昂贵的商品房。

　　西路神殿“修缮”成商品房？
　　住在王其中楼下，已经76岁的裴云起老先生，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自小生活在东岳庙旁边。
　　“小时候就爱在东岳庙玩，赶庙会，看祭祀，那时候，东岳庙是全北京最热闹的地方。”回忆起当年东岳庙的盛景，裴老先生一脸祥和。
　　他告诉记者，东岳庙始建于元代，经过明清两代的扩建，于清朝道光年间形成现在中路正院和东西两个侧院的格局，而西路是行业神聚集地，有灶王庙、马王庙、送子娘娘庙、火神庙等多个神殿。现在东岳庙挂的民俗博物馆的牌子，实际上指的就是西路。
　　1987年底，北京市划定120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东岳庙位列其中。1995年，国家投入3000万巨资，对东岳庙中路正院进行修缮后正式对市民开放。
　　1996年，这里正式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0年，北京市政府为解决古城众多文物年久失修的问题，启动“3.3亿文物抢险修缮计划”，对98项市级以上文物进行抢险修缮，而供奉着行业神的东岳庙西路建筑群，也在这一计划当中。
　　按照这个规划，2002年春天，占据东岳庙西路的朝阳区公安分局迁出，人员腾退工作基本完成。
　　裴云起说，当时他在阳台上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在庙里贴上“国家重点保护文物房屋”的封条，心里挺高兴，“觉得这是好事情啊，东岳庙终于可以恢复原来的模样了”。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今年6月末，也就是非典结束后不久，一些人来到西路，揭去封条，搭上脚手架，拆去了西路50％面积的房屋！
　　记者在东岳庙购买了一本由庙管理处出版的《2002年北京民俗博物馆年刊》，上面有一段话写道：“2002年，朝阳区委、区政府将东岳庙二期修缮工程作为‘朝阳区重点工程’之一。东岳庙二期修缮额为西路故建筑群，共有29个店，古建筑98栋……历史上东岳西路大部分为行业祖师殿，有鲁班殿、马王殿、药王殿、仓神殿、海神殿等。二期修缮工程不但使东岳庙古建筑群趋于完整，而且对研究老北京民间信仰、行业习俗提供了丰厚的历史佐证。”
　　令人痛心的是，这段话中的几个神殿，大多被拆除殆尽。
　　“瓦没了，梁没了，仅几天的功夫，正对着我们楼的西路西半部分，都成了平地了。”当时裴云起和楼里的居民还想，拆了那些房子，可能是为修缮做准备，整修完还会还原，直到7月24日，一个会议才让他们了解到事实真相。
　　王其中回忆，7月24日下午，吉祥里小区的居民会议。会上，两位自称是开发商和施工方代表的人拿出图纸，对居民说，他们得到朝阳区政府、市规划局和市文物局的批准，拆除了西路的鲁祖殿、眼光娘娘宝殿和岳帅殿，在西路的北边异地重建，同时在空出来的地盘上，修建四栋4－6层高、名为“御东花园”的商品房。
　　两人还表示，新建筑可能影响了吉祥里东区部分居民的采光，按建设部规定，每户给予800－2000元的赔偿。
　　“一宣布完，居民中马上炸开了锅。”王其中说，他们当时很气愤地对开发商说，赔偿是一回事情，但是拆东岳庙西路来建商品房，这是良心问题，群众决不会答应。
　　居民们强烈要求开发商出示土地使用证、建筑施工许可证以及商品房预售证等证件，开发商称“证件没有带”。僵持一阵之后，双方不欢而散。
　　变故发生在深夜。当晚11时左右，西路内突然掘土机声音大作，拉土卡车往来轰鸣，开发商在没有与居民达成一致意见之际，抢先动手施工了！
　　当时有人在楼梯里一喊，男女老幼近百人就冲了出去。一时间场面相当混乱，有人拨打了110，警方出动了十多辆警车维持秩序。
　　直到午夜1时，保护东岳庙的第一次交锋，以开发商的停工而告终。

　　自发的抗争
　　事不宜迟。居民们深感事情重大，立即准备材料向有关部门反映，“坚决阻止开发商在文物古迹上建商品房”。
　　“我们不图利，东岳庙被拆，我们良心难安！”一位居民这么解释自己上访的动机。
　　7月28日，居民吴万华、王其中等十余人赶到了国家文物局，接待他们的是文物保护处的柴处长。这位处长表示，国家文物局对此不知情，需要进行调查。
　　“于是我们把材料交给他，后来又去了朝阳区政府。”吴万华说。
　　8月6日上午，吉祥里60多位居民来到朝阳区政府信访处申诉，朝阳区副区长佟克克对他们说，被拆除的部分建筑，在国家划定的文物保护范围以外，这是区政府、规划局和市文物局都同意的工程，拆除迁建完全合法。
　　以前曾在朝阳区委农办工作的裴云起，在1980年代晚期参与过东岳庙周边规划事务。他向记者透露，在朝阳区政府早期的规划中，东岳庙周围的配套规划为绿地，“如果资金不够需要建房，也只允许盖不高于两层楼的高级别墅或四合院，以与东岳庙的景观相协调。”
　　裴云起指给记者看西路北面的一栋两层半楼房，那是民建中央的办公楼，修建于1990年代初，其限高就来自于当初的规划。“事实上，一直到1996年，这个规划都没有变。目前区政府的这种规划，让人匪夷所思。”
　　裴老先生就规划问题当面质疑佟克克，佟回答说，那是过去的事，现在规划两年一变。“我再问他，那是不是该越变越好呢？他就不说话了。”
　　这次上访的结果，让居民们明白了一件事：这个“御东花园”项目，就是区政府和市文物部门、城市规划部门共同运作的一件事。
　　尽管如此，居民们没有放弃努力。
　　“我们又去到国家文物局，局长不在，一位姓孙的秘书答应转交材料。我们对这位秘书说，这个坑从2米变成10米，不能再等了！”
　　这次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后来居民们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已经听取北京市文物局的汇报。不久，“御东花园”被北京市文物局要求停止施工。
　　10月4日的上午，记者再次来到东岳庙西侧的“御东花园”项目施工现场，跟傍晚一样，这里仍旧大门紧锁，透过铁板围栏的缝隙，只见一位身穿保安服的人坐在绿色帏护前打瞌睡，场面十分冷清。
　　开发商虽然被勒令停工，但仍偷着干，在国庆节的前三天，几辆大车拉了钢条进工地，“加班加点地往大坑里灌”。
　　居民曾透露，开发商没有施工许可证，只有临时的“开工证”———只准动土，不准开工的那种，而开发商如此行为，“完全属于非法施工”。

　　几经曲折的审批
　　一个房地产项目，为何能够取得在此地的开发权？文物部门又为何同意这个项目实施？其中究竟有什么原因？
　　记者拨通了北京市文物局一位负责人的电话。听完记者的采访意图，他说：“西路有十几个单位，还有398户居民在里面。要对西路进行全面保护，必须让他们腾退出来，但我们文物部门只有修缮的经费，朝阳区政府也没有这笔巨大的拆迁费用？怎么办？”
　　这位负责人说，面对经费紧缺和文物保护急迫性的两难局面，朝阳区政府就想了一个办法，联手房地产商，由他们负责拆迁的一切费用，然后腾出一块地来，对其进行“补偿”。
　　朝阳区的方案报到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局认为这种思路符合当时的情况和有关规定，也就同意了区里的做法。
　　就这样，2000年初，朝阳区政府和区里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达成协议，由房地产公司来拆迁这398户居民和十几个单位，作为“平衡资金”考虑，把后来西路八个殿的位置以及西路以北的一块空地让给其开发。到2002年春季，西路拆迁腾退全部完毕，他说，开发商为此付出1.5亿元左右的费用。
　　据悉，朝阳区政府内部对东岳庙西路的处理方式也意见不一。在开发商结束拆迁工作之后，当时区里一位领导提出，搬迁西路部分建筑到北面的方法对文物保护不利，可以给开发商一些补偿措施，把那些建筑都留下来。
　　“这对我们文物部门来说，当然是最好的结果，所以就根据区里的意见，撤销了原来同意开发的决定。但开发商不干了，就到法制办要求行政复议，要我们对他们进行补偿。法制办就说，你们原来作的这个行政决定是有效力的，要么你作出补偿，要么继续这个行政决定。那要1个多亿，我们哪里拿去？没法补偿，所以又让他们继续开发了。”
　　他有几分无奈地表示，文物局行政复议不是输了，而是确实没有经济实力来承担这部分费用。
　　“说实话，北京市这几年也拿了不少钱来进行文物的搬迁整治，比如3.3亿修缮工程，但那是100处啊，你算算吧，每项才300多万，一个西路地腾退就要1个多亿，都用了，其他地方的保护怎么办？”
　　为什么不在其他地方给予开发商补偿？他表示，朝阳区没有已经没有地方了。

　　西路神殿没受保护，是将错就错？
　　9月28日，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在接到吉祥里居民的举报后，就东岳庙保护问题，率十余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到东岳庙西路进行实地考察。当时就有专家提出，像北京东岳庙西路这样把各行各业的神灵都汇聚起来的庙宇并不多见，对研究北京地区的民俗和行业行规，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但陪同考察的北京市文物局和朝阳区的某些领导认为，只有中路正院才是真正的东岳庙，而西路和东路都不是东岳庙自身的建筑，“不具备很高的保护价值”。
　　北京文物局一位负责人说：“我们局里有1988年北京市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地带和建控范围的图纸，上面明确标定，东岳庙的保护范围，是中路正院大墙西侧大概40米以内，而开发商拆除的建筑，都在40米以外，不属于保护范围。”
　　把不属于保护范围内的西路部分建筑迁建，并交由房地产商开发，是朝阳区以开发来带动文物保护的“一种新思路”。
　　然而，专家们对这样的说法进行了质疑。这个图纸是1988年划的，但东岳庙是1996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路神殿是今年才拆的，道理一看即明。
　　原国家文物局顾问、著名文物学专家谢辰生认为，原来没划入保护范围，在法律程序上是没有问题的，但从文物保护本身来说，如果没划进去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就不能将错就错。
　　谢教授指出，每个时代对文物的保护意识都不一样，这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文物部门有责任重新组织专家，对它的价值进行认定。”
　　古建筑专家郑孝燮当时就向带队的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贾凯林表示，不能孤立考虑东岳庙中路，而排除其他小庙宇。
　　“中国的建筑一般是一个主轴线，左右两个辅轴线，比如故宫紫禁城。东岳庙也是一样，中路是主轴线，西路和东路是两条辅轴线，这些小庙是因为东岳庙而产生的，所以保护时应连带保护在内。”
　　一位参加考察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他当时就因西路是不是东岳庙的组成部分问题，与市文物部门的有关人员发生了冲突。
　　“那位文物局的官员说，西路西侧没划入保护范围，就不属于东岳庙的。我很生气，说开发商不负责任也就罢了，文物部门怎么也能这样？你的地图，你在中路正院展览室里模型，都把那拆除了的八个殿包含在内的，这怎么说呢？不能因为自己作出了错误决策，就使劲贬低西路的价值，一错再错。”
　　虽然目前文物部门已经叫停“御东花园”项目，但只是暂时的，一旦政府不能对开发商进行补偿，或者找出其他解决措施，这个“手续程序均合法的项目”，还得继续实施。届时，居民们在旧址上恢复西路的愿望，将永远成为一个梦想。

　　商品房高度之疑
　　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正如居民所说，施工场地的围栏上，没有任何对整个项目作出描述的标牌。不仅如此，在它临街的围墙上，甚至连“御东花园”几个字都看不见，只写有CBD的英文字样，容易让人误以为是朝阳区的宣传画。
　　与它接邻的，就是是红墙碧瓦的东岳庙。一边是杂乱无章的建筑工地，一边是幽深古庙，对比悬殊，极不协调。
　　居民还提出一个问题，“御东花园”楼高4－6层，完全超出了新《文物法》规定的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周围建筑控制高度。
　　北京市文物局批给“御东花园”的楼高16米，“高度上作了些调整，但不多”，目的是为了平衡开发商资金。据悉，根据《文物法》规定，紧挨文物保护单位修建的建筑不能超过9米高度，16米已大大突破极限，但北京文物局的一位负责人说，即使这样，开发商也不能平衡资金，“因为他们投资1个多亿搞拆迁，政府还拖了他们那么长的时间，损失颇重。现在正要求我们增加高度，我们文物部门一直没有松口。”
　　而记者曾致电御东花园售楼处。一位售楼小姐介绍道，这个“一月后开盘”的高档商品房楼盘，楼高6层，总面积5万平米（北京市文物局的说法是3万多平米），每平方米1.2万元，仅此一项，进账就在数亿元，还不算大型地下会所、休闲娱乐中心。

　　西方世界简单地将中国货币政策与其本国制造业衰退假设为直接的因果关系。这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全盘误读，就连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在9月3日与温家宝总理会见时也说———


　　□本报驻沪记者　王丰
　　埃文斯的战争
　　9月15日，美国商务部部长埃文斯宣布：在商务部内部成立一个不公平贸易行为特别调查小组，对非法倾销以及补贴等反竞争的行为进行调查，进一步讲，新的特别调查小组将加快美国公司对外国竞争者的申诉过程，并留意反垄断行为的早期迹象，如政府对商品进行补贴等。
　　埃文斯说：“美国政府将为自由贸易而战”，他认为，美国制造商可以和任何国家的白领及蓝领竞争，但不会与采用不公正手段的对手竞争。
　　据悉，白宫此举主要是为了表达对制造业疲软局面的关注。迄今为止，美国制造业已经连续裁员37个月，自2000年7月至今，制造业公司已经累计裁员270万人。
　　埃文斯同时强调，他计划11月份在中国进行大约一周的访问。
　　中国市场在美国看来一直是美国制造商最大的心病。过去6个月中，埃文斯及商务部其他官员与全美多个行业的制造商举行了会晤。他在演讲稿中称，会晤期间，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引起如此多的担忧，其中涉及从无法充分进入中国市场到诸多领域缺乏公平竞争环境等问题。
　　事实上，埃文斯高调出场之前的9月9日，一批来自共和、民主两党的国会参议员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一律征收27.5％的关税。该法案的发起人称，这一关税水平与人民币币值的低估幅度相一致。
　　紧接着，美国34位众议员宣称支持对中国实施惩罚性关税。美国宾州众议员费尔·英格利士是提出该议案的议员之一。他在一份声明中称：“现在是美国国会认真考虑人民币汇率问题并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立场的时候了。”
　　这一法案规定，一旦美国总统布什能够证明人民币的汇率已由市场来决定，他就可以取消该法案中的惩罚性措施。这一法案在生效前有180天的宽限期，以便财政部官员有充足的时间与中国政府就改革人民币汇率问题进行谈判。
　　此间公布的美中贸易数据，看起来加重了埃文斯的语气。2003年7月份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扩大了13.5％，由6月的99.9亿美元增至113.4亿美元。7月份美国从中国进口总额达到134亿美元，是历史最高的月度进口额。
　　另据中国商务部网站上公布的数据，今年1至7月，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较上年同期增长了33.2％，这一时期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也较上年同期增长了33.4％。
　　美国制造商抱怨中国的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人为造成了人民币的疲软，使美国对华出口减少，贸易逆差扩大，而且导致美国工厂大量裁员。
　　抱怨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的人，简单地将中国货币政策与其本国制造业衰退假设为直接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对于这一点，国际主流的声音是，“他们不懂经济或经济学”。即便是2003年9月3日，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在与温家宝总理会见时，也说：“他们不懂，也不想懂。”
　　不过，斯诺是美国总统布什的代言人，而布什又是美国制造商协会及工会组织的代言人，9月11日，美国财政部部长斯诺发表声明称，浮动汇率制将是本月20日－21日在迪拜召开的G7财政部长会议的首要议题。

　　全球化的另一个答案
　　现在看来，目前正在演进的这场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浪潮，归根结底是西方制造业与中国制造业竞争扩大化的体现。
　　而进一步究其根本，埃文斯此番的“美国制造商可以和任何国家的白领及蓝领竞争”听起来更像一个童话。
　　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全球化浪潮，为美国创造了全球市场及信息化繁荣之外，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也是全球化的答案之一，现在的情况是，美国得到了对自己有利的答案之后，并不愿意承认另一个答案———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抑或随之展开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
　　在过去的一两年，中国更像一个制造业经济要素的大盆地：在成为主要轻工业品制造基地之后，作为产业链上端的重工业品制造业也加速向中国迁徙。
　　基于劳动力成本及市场需求的带动，国外产业资本加速转移至中国的另一个后果便是，相同产业在跨国公司本国资产贬值。
　　不协调发生了，跨国公司的资本转移与其本国的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及数量并不匹配，不匹配的那部分本国劳动力如果不能及时进入服务业，结果就是失业。
　　对于劳动力成本，埃文斯也作此表达：尽管通过降低成本和实现自动化，制造业的生产率已经大幅提高，但制造商们表示非生产支出束缚了他们的手脚（提高了生产成本）。
　　固定设备部件生产商DialMachineInc.的总经理安德伯格表示，环境保护、员工的医疗保健等都是美国公司依法必须顾及的，目的是为了对员工提供保护，这并没有错，而且有助于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准，但这对美国公司来说是一笔支出，而竞争对手却不需要承担这种支出。
　　事实上，对于造成本国制造业工人失业的原因，还有重要的一条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据美国政府的统计，过去的3年间，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00万人失去了就业岗位。
　　他们无法对电脑或信息技术施压，现在想找人民币作为发泄对象，并且宁可钻这个牛角尖，政治角斗的现实为其提供了环境。
　　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言，人民币汇率问题确实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但绝非主要原因，埃文斯错在没有抓到主要原因，或者干脆不想抓住主要原因。
　　一位美国高级贸易官员上周四在世界贸易组织墨西哥坎昆会议发表谈话时表示，中国的汇率对美国制造业的负面影响并不是太大，他说其他一些因素才是制造业问题的症结所在。
　　对此，高盛集团亚洲区董事总经理胡祖六认为，在珠三角、长三角，大量的民营企业都是出口型的企业，也是中国新增出口主要来源。这些企业的产品出口额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非常小，几乎看不到什么影响。
　　而作为反证，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哈伯德撰文指出，钢铁进口关税每保住一个钢铁行业的就业机会便同时导致3个制造业工人失业。这位布什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称，将制造业失业问题归咎于人民币既无说服力（经不起推敲），同时也是一件不幸之事。
　　从时间上看，过去10年来，因为人民币跟美元挂钩，美元是强势美元，人民币从汇率上来说是吃亏的。只因过去十几个月来，美元贬值，所以中国人民币跟着贬了一点，不是中国出口强劲的主要原因。

　　G7会议悬念
　　从近期看来，欧盟对中国货币政策的不满情绪也日益高涨，并逐渐在给中国施压。
　　据悉，欧盟现任主席国意大利将在本周六于迪拜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提交一份文件，阐述欧盟在汇率问题上的立场。
　　9月12日，意大利财政部长朱利奥·特雷蒙蒂表示将对中国采取行动。他称，正在考虑对中国采取行动，但还没有决定具体的行动内容。
　　与此同时，欧盟对外关系委员彭定康指出，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470亿欧元，是所有贸易伙伴中最大的，其中一个因素就在于人民币的疲软。
　　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德伊森贝赫在9月13日与欧洲各国财政部长会谈后表示，部分亚洲国家实行的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产生的优势给欧元带来了不应有的负担。
　　德伊森贝赫上周末的讲话表明，G7会议于本周在迪拜召开之前，欧元区各国已开始就人民币及其他亚洲货币升值问题达成共识。
　　中国央行发言人本周一再次阐述了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立场，这是对德伊森贝赫的回应。
　　中国自1994年起将人民币汇率固定在1美元兑人民币8.28元。对这一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称，人民币被严重低估，这有助于中国公司的对外出口，并使得进口商品价格较为昂贵。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重要的并不是汇率高低，而是汇率的稳定，而由于中国目前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市场之一，其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全球经济尤其是西方国家经济影响甚大。
　　既然中国的发展不可有闪失，高盛集团亚洲区董事总经理胡祖六认为，稳定的汇率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同时为国内金融体系改革赢取时间。
　　面对欧盟发出的向人民币施压的声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勒9月12日在华盛顿对新闻界表示，该组织反对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
　　针对近来在一些国家出现的有关人民币是否应当升值的争论，克勒阐述了基金组织的立场。他说，基金组织不应当参与对中国施加压力，不应当强迫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作出违背自己意愿的决定。
　　当然，之所以美国、欧盟近期态度趋于强硬，确实缘起于现实的原因，对于中国而言，这个原因非常棘手———中国的外贸区域性失衡。
　　据中国海关统计，1－7月，中国对美顺差达287亿美元，对欧盟顺差达80亿美元，因而面临美欧的压力。而同期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为121亿美元，对日本是85亿美元，对东盟的逆差则达到80亿美元。
　　据此，有评论认为，日本并无理由要求人民币升值，其他如韩国及东盟等也应对中国持同情立场。也正因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30％的进口增长，才令东亚的经济出现了明显复苏。

　　
　　□本报驻京记者　赵凌

　　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8月29日得知南京拆迁户自焚的消息，北京的徐永海在千里外感到一阵后怕———那曾是自己刹那间有过的念头。

　　徐永海没有实施这个愚蠢的做法，但他的家最终被强拆。至今他和妻子暂居朋友家。
　　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在去年9月召开的全国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座谈会上透露，建设部去年1—8月份受理来信共4820件次，其中，涉及拆迁问题的占28％。上访1730批次，其中反映拆迁问题的占70％；在集体上访的123批次中，拆迁问题占83.7％。
　　投诉和上访披露的问题多集中在法律意识薄、形象工程多上面。
　　另据建设部统计，去年1—7月份，全国因房屋拆除引发三级以上事故共5起，造成26人死亡，16人受伤。
　　《瞭望》杂志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从1992年起，有关北京城建问题的群众上访事件骤然增加。以1995年为例，1—7月有163批，3151人次，占那一时期上访批数和人数的46.5％和43.2％。
　　最著名的拆迁官司发生在2000年2月，10357名被拆迁户联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个被称为万人诉讼的著名事件，在北京的拆迁户中几乎家喻户晓。
　　拆迁以及引发的公平和稳定的问题，已经成了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从民心工程到商业拆迁
　　中国城市的拆迁在建国后就已开始。真正大规模的城市扩张和旧城改造始于1990年代。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开始表现出强烈的城市化渴求。
　　以北京为例。北京的危房改造是在1980年代提出的，实际上1950年代就开始进行了：政府出资、定标准、安置住户，一切由政府包办。
　　1990年之后，北京先后进行了两次大的危旧房改造。目的是为居民解困。这两次改造使居民的居住条件普遍得到改善。当时，居民回迁率比较高，部分被拆迁居民也被安置于离旧城较近的地段。拆迁是多数危旧房居民盼望的事情，有人认为此时的政府拆迁是最大的民心工程。
　　此时拆迁矛盾集中在拆迁家庭内部的纠纷上。
　　由于资金的缺乏，后来的危改开始由政府与开发商结合来搞。早在1990年代初，北京市政府就提出了危旧改造的基本思路“以区为主，四个结合”：改造以区政府为主进行；危改要与新区开发相结合；与住房制度改革相结合；与房地产经营相结合；与古都风貌保护相结合。后来又加上了“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
　　在商业拆迁的开始阶段，拆迁的外部矛盾便开始出现。北京市律师协会房地产与建筑工程专业委员会律师秦兵总结发现，十年时间，拆迁纠纷从最初的拆迁户家庭成员内部分配问题逐渐演变为拆迁户和开发商、拆迁户和地方政府的矛盾。

　　成本转嫁
　　开发商在“危改”中逐渐发觉：危旧房改造大有利益可图。北京一位曾做过房地产的人士说，“年景好的时候”，利润最高可以达到150％。
　　房产商第一要做的是：用“灰色手段”赎买土地。《房地产导刊》披露，曾有开发商绕过国家规定，拿到土地的渠道多达10个，其中就包括各区“危改”土地。
　　一家房产公司的知情人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披露：“土地的价格层层加高，占到了项目开发成本的40％－45％，这样开发商只有提高房子的附加值，提高房价才能保住利润。”
　　在付出“灰色”的高额成本后，开放商只能“从羊身上拔羊毛”了———其一，想方设法提高容积率，办法无非几种：加高建筑，加大密度，增加拆迁率。其二，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
　　“危改”项目的资金一般靠销售收入来平衡。销售收入中，单位面积收益最高的是公共建设，其次是商品房，最低的为回迁房。利润最低的回迁用房因此被压缩。其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居民因此被迁往郊区，离城区越来越远。政策对外迁有优惠，对回迁的条件开始变得苛刻。
　　与新建房价的攀升相对，拆迁的补偿标准（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却逐渐失去吸引力。
　　以某大城市的拆迁补偿政策为例，可看到补偿标准的节节下滑：
　　1998年实行的补偿款为：拆迁补偿价格×（原建筑面积＋25平方米），即为拆迁户多算25平方米的建筑面积。
　　2000年政策变更，拆迁面积只能按原建筑面积的1.7倍（通常平房建筑面积少于25平方米，事实中补偿减少）计算了。
　　2001年11月再度变更，补偿款按原有建筑面积计算。
　　政策的更迭让城市居民开始觉得拆迁并不划算，但是情势发展，并不是以他们是否愿意为转移的。

　　谈判机制的缺失
　　2002年，5位著名专家联名发表了给某市政府的建议书，引起了该政府的高度重视。
　　建议书指出：被拆迁的居民不断增多，迁居的地段已离市区越来越远。这对于这些居民上班、上学、就医等经常性的生活要求和经济负担都造成了不少困难，对于其中不少的低收入者更是一种难于承受的困难。这样，一项为民解困的德政就逐渐地演变为以营利为目的，着眼于土地投机，吃土地差价，与民争利的“扰民工程”了。
　　理性地看待，拆迁户和开放商、拆迁户和政府的冲突来自权利不对等造成的利益争议。包括专家们比较集中的意见是：
　　一、被拆迁人的权利被漠视。政府在未经过原来住地居民的同意就将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开发商，这个过程本身就违反了《土地管理法》。
　　二、无对等的谈判机制。为什么要拆？什么时候拆？补多少钱？安置到什么地方？被拆迁人与开发商、地方政府没有一个环节能够平等地对话。实际的情况是主要由开发商说了算，作为个体的被拆迁户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三、补偿标准偏低。补偿款让大多数中低阶层的居民无法在原地买到同等面积和保持同等生活质量的房屋。如果要留在原地，必须自己支付相当金额购置新房。对于收入微薄者而言，只能迁往更远地段。
　　四、司法救济实际操作中很难做到。现行的拆迁条例被不少法学专家认为是有很大缺陷———首先，它使得强制拆除合法化，其次，它规定在法院未作出裁决之前，可以依法先行剥夺被拆迁人的房屋使用权和所有权。也许屋主胜诉，但房屋被拆是几乎铁定的结局。

　　博弈中的社会公平
　　在整个拆迁的博弈中，无论与政府，与开发商，与拆迁公司，被拆迁人都是绝对的弱势。他们无处博弈。接受是他们的惟一选择。
　　一家媒体报道：旧城正被房地产开发商一块块铲平，政府正在为开发商建造的高层公寓、办公楼和购物中心修建道路，而旧城内的“老居民”将由此失去原有的生存环境。
　　城市内部的空间隔离正在形成。高收入者正在进入城市的中心并最终占据，他们比别人更加方便地享受到城市生活的便利和优越。而曾经世代居住在城市中心，但经济和社会地位处于弱势的人们被迫迁出。
　　城市空间的贫富分离被认为是城市发育的必然阶段，但此中的社会公平和合法程序无疑是整个转换中最值得警惕的关键。

　　出路
　　专家认为，解决拆迁矛盾的一个基本思路是要理清公权和私权的分界和建立一个让各方都认可的基本规则。为了维护相对稳定和公平的社会环境，社会公权对私权的优越性必须被重新认识。
　　建立一部新法，或者修改现行的拆迁条例，被认为是解决拆迁问题现实中必要和迫切的事情。
　　律师界人士认为，应制定《征收补偿法》。这一法律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等价、有效、及时。补偿金要足够合理而且包括精神赔偿；安置地或补偿费所能购置的住房不能降低原有的生活水平；拆迁的计划要提前告知。
　　经济学者茅于轼则开出了一个现实的经济处方。他认为提高现行的拆迁补偿标准是必须的。他建议补偿标准应该是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增量，他个人认为，10％比较合适。
　　而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谢立中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寄完全的期望于开发商的“自觉让利”过于天真，他认为拆迁户应该有自己的谈判平台，社区居民真正通过选举产生的基层团体，该为维护权益发挥更多的作用，单个的居民，毕竟力量单薄。
　　值得警惕的是，一位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秘鲁学者说，穷国之穷，就在于私权不明确以及腐败。建立公正的谈判平台，建立更透明公开的决策监督制度，也许是解决拆迁问题的不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