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约 专栏
中国男人
洁癖是一种女性化的疾病，却经常发生在男人身上。我见过一位男性洁癖，整天站在水龙头前洗手，一边洗，一边嗅，煞有介事。科学家指出，严重的洁癖可能导致病人有自虐或施虐倾向，不能掉以轻心。
元代山水画家倪云林是一个最经典的洁癖。他的香厕是一座空中楼阁，用香木搭好格子，下面填土，中间铺着洁白的鹅毛，“凡便下，则鹅毛起覆之，不闻有秽气也。”洁癖在性问题上都比较谨慎。倪云林有性洁癖，所以“不近女色”。有一天，他忽然看中了金陵一位姓赵的绝色歌姬，约来留宿，先叫她好好洗澡，然后从头摸到脚，边摸边嗅，总觉得哪里不干净，要她再洗，洗好了检查，还是不放心，于是再洗，折腾到天亮，最后什么也没干。洁癖和孤高，使这个男人不仅激怒了敌人，也丧失了朋友，作为报复，关于他的死因有多种版本，一说临终前患痢疾，“秽不可近”，又说是被朱元璋扔进粪坑淹死的。许多太监都有洁癖，因为老觉得自己不洁，魏忠贤如厕都要用金沙粒、香木屑接着，因此“遗臭万年”。诗人中洁癖更多，王维每天扫屋几十遍，人民群众并不鼓掌，而是说：疯子。“扫屋"”（生理洁癖）只有成为“扫天下”（道德洁癖）的盛大隐喻，才能成为英雄。女人有洁癖是光荣的，而男人的洁癖如果不及时转化成一种道德的隐喻，仅仅停留在生理洁癖的阶段，就可能成为世俗社会和主流文化的异端，沦为笑柄。只有将对个人身体洁净程度的迷恋，升华为对“社会躯体”清洁度的追求，才能成为道德偶像。
洁癖一般都是极端的完美主义者。中国古代文化就是一种极端完美主义的文化，产生了大量的洁癖。洁癖话语实行的是一种制度化的管理，比如格律诗，容不得半点韵律上的异端。隐喻传统的发达也起源于洁癖美学，说到肉体和情爱，就用植物和动物替代。还有阉割真实肉体经验的“美文”传统，至今还香火不绝。当代小说中的“污秽叙事”，就是通过自渎来往道德洁癖身上泼粪，类似于“污秽战术”。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里，慧马因国是洁癖种族，被统治的胡耶人便向慧马因人身上扔粪便来保护自己。
洁与不洁，在不同的文化里解释完全不同。中国的隐士都有洁癖，自我美化。而西方（包括印度）的苦修者却满身污秽，用肉体肮脏来报复精神的不洁，用自渎的方式来净化。奈保尔的《幽暗国度》里写印度人当街大便，因为在印度教里粪便与黄金同义。农民一般没有洁癖，他们的身体与自然融为一体，在他们眼里粪便意味着粮食。儿童没有脏洁的区别，他们对粪便有特殊兴趣。在一个充满自然细菌和精神病菌的世界上，过度洁癖反而会导致免疫系统功能的丧失。
道德洁癖与文明禁忌相关，最初起源于生物性恐惧，后来抽象化为道德洁癖，最终又在个体身上表现为生理性洁癖。古代女子因为男人拉过她的袖子就把胳膊砍了，这正是道德洁癖向生理性洁癖过渡的极端形式。道德洁癖最后变成了伪善，不愿承认人的基本欲望，只有通过阉割来实现“净化”。女性（包括女性化的男性）的洁癖很容易变成个人化的生理现象，也就是神经症。男人大部分很少神经症洁癖，而是转向话语权力或政治。男人的洁癖更抽象，甚至可怕。中国某些男人的洁癖是一种道德禁忌高度发展的产物。道德禁忌实际上是最无能的一种治理方式，“割了最省事”，这就是中国古代极权主义的思维。
传统的道德洁癖是极有可能产生极权主义的心理根源。中世纪是洁癖，资本主义则是反洁癖。资本主义在个人生理层面上采用现代技术（消毒剂）阻止了生理洁癖的产生，通过社会制度阻止了精神“洁癖”的产生。
从生理洁癖、心理洁癖到道德洁癖、美学洁癖，发展到巅峰就是权力“洁癖”（不容异端）。不少独裁者有洁癖，比如纳粹就是一种血统洁癖。最新的例子是萨达姆，法国记者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萨达姆大叔》，其中揭发了萨达姆鲜为人知的洁癖，前伊拉克大臣说，和萨达姆见面的人必须微微弯身，接受身体干净程度检查，“这位伟大的领导人十分害怕细菌。”可见，一位“伟大的”洁癖患者可能就是最大的精神病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