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厚立
20世纪初年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中，影响大而真正识见高的并不多，傅斯年应属其一；但他在史学言说中却是相对“失语”者，尤其是在中国大陆。近年王?森关于傅斯年的专书出版，重建其学术、思想及其政治活动，傅氏的形象可谓面目一新。可惜此书是英文，大陆稍差的图书馆或不藏，能读到者似不多。以傅斯年的著述和学术功业，其影响应比现在大许多；但由于政治等原因，傅氏作品在大陆长期少见，仅近年稍有选本，实妨碍其思想、学术之流传。今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傅斯年全集》，虽仍不够全，并略有讹误，到底提供了研究傅斯年的基本资料。
蒋廷黻曾经回忆说，傅斯年论政之作，篇篇都“好像集合了四千年的历史经验”。的确，言有所本而眼光通达，是傅氏言论的一大特色。但在具体研究中，他似更重视史事的横向关联，多次强调史事与周围的联系超过其与既往的联系。傅先生以为，“古代方术家与他们同时的事物关系，未必不比他们和宋儒的关系更密；转来说，宋儒和他们同时事物之关系，未必不比他们和古代儒家之关系更密”。法国史家布洛赫后来也曾引阿拉伯谚语“人之像其时代，胜于像其父亲”，以说明理解任何历史现象都不能脱离其发生的特定时代。
故傅斯年主张：叙述史事应“一面不使之与当时的别的史分，一面亦不越俎去使与别一时期之同一史合”。这与侧重专题研究的陈垣看法相近，而与提倡治“通史”的钱穆颇有距离。陈垣曾告诉蔡尚思，“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只有“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钱穆则主张历史是整体的，治史要“通”，而不甚赞成以“事件”为中心的专题研究，以为“事件”一旦抽出，则可能切断其纵横关系，反“无当于历史全体之真过程”。在其记忆中，北伐后暗中操控北大历史系的傅斯年主张“先治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两人为此颇有些冲突。
那么，是否傅斯年在非史学领域才体现其语语四千年的通达风格呢？其实不然，傅氏早年在北大读书时便主张历史可“断世”而不必“断代”，且已形成其新颖而明晰的“断世”体系。一般皆知陈寅恪治史有其一以贯之的核心观念，即“种族与文化”，其实傅斯年亦然。他在五四前所著的《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一文中已明确提出：“研究一国历史，不得不先辨其种族。诚以历史一物，不过种族与土地相乘之积。种族有其种族性，或曰种族色者（Racial colour），具有主宰一切之能力。种族一经变化，历史必顿然改观。”故其中国史之“断世”，即“取汉族之变化升降以为分期之标准”。
而傅斯年的“种族”概念，其实也更多是“文化”的。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所谓‘诸夏’、‘汉族’者，虽自黄、唐以来，立名无异；而其间外族混入之迹，无代不有。隋亡陈兴之间，尤为升降之枢纽。自汉迄唐，非由一系。汉代之中国，与唐代之中国，万不可谓同出一族，更不可谓同一之中国。”故他断言：“自陈以上，为‘第一中国’，纯粹汉族之中国也；自隋至宋亡，为‘第二中国’，汉族为胡人所挟，变其精神，别成统系，不蒙前代者也。”在同一“土地”之上，先后两个“中国”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后者皇室将相多非汉种，更主要的是“风俗政教”的大不同。
北伐后傅斯年成为北大教授，上课时仍贯彻这一早年确立的分期观念，其印发的《中国通史纲要》，再次明确“以‘民族迁动’为中国史分期之标准”，而具体的分期也基本相同。他在1931年给陈寅恪的信中重申：“中国之国体，一造于秦，二造于隋，三造于元。汉承秦绪、唐完隋业，宋又为唐之清白化，而明、清两代，虽民族不同，其政体则皆是元代之遗耳。”当然，傅斯年也注意到历代“政俗大有改易，不可不别作‘枝分’”；其枝分的标准分别是：上世为“政治变迁”，中世为“风俗改易”，近世为“种族代替”。
在“中世”一段，“自尔朱乱魏，梁武诸子兄弟阋墙、外不御侮之后，南北之土客合成社会，顿然瓦解；于是新起之统治者，如高齐、如宇文周、如杨隋、如李唐，乃至侯景，皆是武川渤海族类之一流，塞上杂胡，冒为汉姓，以异族之个人，入文化之方域。此一时代皆此等人闹，当有其时势的原因，亦当为南北各民族皆失其独立的政治结合力之表现。”正因南北朝各族“皆失其独立的政治结合力”，所以才有隋唐“民族文化之大混合”。故“唐代为民族文化之大混合，亦为中国社会阶级之大转变”。
他早年论证隋、唐皆“外国”说：“君主者，往昔国家之代表也。隋唐皇室之母系，皆出自魏虏，其不纯为汉族甚明”。而“唐之先公，曾姓大野”。不论是原姓李氏而赐姓大野，还是原姓大野而冒认李姓，皆当疑而证之。更广泛地看，“隋唐之人，先北朝而后南朝，正魏周而伪齐陈，直认索虏为父，不复知南朝之为中国”。当时将相，“鲜卑姓至多，自负出于中国甲族之上；而皇室与当世之人，待之亦崇高于华人”。若一般民俗，则“琵琶鲜卑语、胡食胡服，流行士庶间”，载记可考者甚繁。可知“隋唐所谓中华，上承拓拔宇文之遗，与周汉魏晋，不为一贯。不仅其皇室异也，风俗政教，固大殊矣”。
后来陈寅恪申论李唐帝室非汉姓，曾引起轩然大波，朱希祖尝力辩其非，盖认为此说或暗示中国人久已无建国能力，当日本侵华之时而言此，太不合时宜。早存此见的傅先生闻此则“倘佯通衢，为之大快”。其实陈先生所见者远，在他看来，必知“李唐先世疑出边荒杂类”而“非华夏世家”，而后李唐三百年“政治社会制度风气变迁兴革所以然之故，始可得而推论”。故“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长，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或即在此种族文化融合意义之上，傅斯年看出陈先生所发现者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件，反映了时代的结构性剧变，即其所谓“时代之Gestalt”。他申论说：魏晋以来“政治之最大事”即“整齐豪强之兼并，调剂中正官之大弊”。然“南朝立国本由过江之名士，济以吴会之旧门，为社会政治支配之主力，故此局面打不破”。北朝“以沿边之杂胡，参之中原之遗族而成之社会”，其政体虽与南朝略同，社会成分毕竟有差异。统一之后，“南北门阀各不相下，而新旧又异其趋向”，其终能形成以诸科考试代九品中正的制度，“与隋唐帝室出身杂胡不无关系”。此后科举制影响中国社会千余年，诚为“中国社会阶级之大转变”。
傅先生断定，“此事关系极大，此一发明，就其所推类可及之范围言，恐不仅是中国史上一大贡献而已”。从唐代帝室种族考证“推类”至影响中国社会千余年的科举制，非胸中素存四千年史事的大手笔不易见及。鲁迅曾说，“凡人之心，无不有诗”。一读他人之诗而“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盖心中先有诗，则诗人“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大约总要识力见解相近，然后可产生拨辄立应的共鸣。傅先生能看出陈先生之所欲言及其可能推广的影响，诚可谓知音。
而傅斯年自己的治史取向却常被误解，其“史学即史料学”的说法更曾引起广泛争议。傅先生明言“反对疏通”，主张以“存而不补”的态度对待材料，以“证而不疏”的手段处置材料，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但其自身作品，特别是其著名的《夷夏东西说》和《性命古训辨证》，又何尝少了“疏通”！他相当赞赏清儒“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问题”的方法，更主张“思想非静止之物”，故在“语学的观点之外”，更须“有历史的观点”，以疏通特定观念“历来之变”。不过，若非胸有四千年，“疏通”甚易流于“妄诞”，这可能就是傅氏立言“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吧。
其实傅斯年不仅历史眼光通达，他观察时事同样敏锐。早在1918年6月，他就不仅看出新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更预见到“将来西伯利亚一带，必多生若干共和国”。当时恐怕极少人能有这样的未卜先知，其能如此，即如他自己所说，“吾辈批评时事，犹之批评史事，岂容局于一时耶”。正因其观察眼光不局于一时，复有其一贯的种族文化视角，故能所见深远。《全集》中类此睿见比比皆是，实在值得认真研读；其书信、遗稿中还有不少论学论时之作，惜未收入。
《傅斯年全集》，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