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2003-12-25 15:53:03
□曾进根
11月6日，福建省邵武市下岗职工余战胜就自己所打的一宗官司，向审理此案的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及主审法官提出了“直接判我败诉”的请求。11月12日，他还把一份《关于请求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我败诉的原因说明》，寄往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
余战胜何以如此“反常”呢？
“70页病历被擦刮添改68处”
1997年10月5日，余战胜的妻子在邵武铁路医院产下了一对双胞胎，但第二胎男婴却成了脑瘫。余战胜认为这是院方的过错造成的，便于1998年5月向邵武市卫生局申请医疗事故鉴定。
同年8月，邵武市医鉴委做出鉴定，认为“不属医疗事故”。
可余战胜却在这份《医疗事故鉴定书》的“病历摘要”中，发现了多处与邵武铁路医院接产医生开给他的“病情说明”不一样的地方：不仅某些关键数据发生了变化，甚至还加了一些“病情说明”上根本就没有的内容。
余战胜怀疑医院篡改了病历才导致这个鉴定结果。于是，他向南平市卫生局申请重新鉴定时，要求先查明病历是否被篡改，然后再做鉴定。同时，他又向当地公安部门报了案。但直到2001年10月，公安部门一直没有立案。而这期间，南平市医鉴委和福建省医鉴委均做出了“不属医疗事故”的鉴定。
余战胜对省市两级医疗鉴定结果也不服，就于2001年6月27日向南平市中级法院起诉，要求邵武铁路医院赔偿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500余万元。
2001年10月23日，南平中院开庭审理后，决定将病历送去做司法鉴定。
2003年1月10日，设在上海的司法部司法技术鉴定中心做出鉴定，确认病历“共有68处被‘擦刮、添改’”，其中大多被擦刮处“原内容已无法辨认”。
这个病历鉴定出来后，余战胜非常兴奋：根据“病历管理规范”的规定，病历书写过程中出现错字时，应当用双线划在错字上，不得采用刮、粘、涂等方法掩盖或去除原来的字迹。修改时，应当注明修改日期，修改人员签名，并保持原记录清楚、可辨。而1994年7月5日卫生部给陕西省卫生厅的一个《答复》中规定： “对涂改、伪造的部分，不得作为鉴定的依据。……若去除涂改、伪造部分后，病案无法进行鉴定，医疗事故技术委员会可不予鉴定，由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请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做不完的鉴定
“70页病历就有68处被擦刮添改，医院还有什么话说呢？”余战胜认为这个官司自己赢定了。
但邵武铁路医院却于2003年2月13日向法院提出了重新鉴定的申请。理由是司法部司法技术鉴定中心的鉴定结果虽认定“病历材料中存在擦刮、添改现象”，但婴儿脑瘫是否系医院造成却没有认定。
4月下旬，南平中院委托北京市法庭科学研究所对此进行鉴定。而该所7月4日作出了“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在《退案函》中说明了理由：“病历资料的真实性已受到质疑，继续鉴定已无实际意义。”
由于医院对此还是不服。7月25日，法院决定委托上海司法部司法技术鉴定中心再进行鉴定。而此次鉴定的结果至今没有出来。
余战胜说，根据《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第21条规定，“鉴定期限是指决定受理委托鉴定之日起，到发出鉴定文书之日止的时间。一般的司法鉴定应当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疑难的司法鉴定应当在60个工作日内完成。”但是，此案有关鉴定时过两年还没做完，“这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
关于此案还要再鉴定的原因，主审法官陈欣华的解释是：病历尽管有擦刮、添改，但并不一定就说明它就是假的。
而余战胜则认为，司法部司法技术鉴定中心做出的关于“病历被改”的鉴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27条规定，不属于可以重新鉴定的范畴；即使按照医院的说法，最多只能算是“有缺陷的鉴定”，只能补充鉴定。这说明，现在的鉴定还是前一个鉴定的延续。也就是说本应在60个工作日做好司法鉴定，现在两年了还没做清楚。
此案鉴定为何如此坎坷呢？
余战胜在《关于请求南平中院判我败诉的原因说明》中提到，鉴定至今还没做完“与法官有关”，理由有三：一是2001年10月底法院就决定做鉴定了，却直到2002年7月才调来病历。“法院依法调一份病历竟然花了8个月时间，这说明了什么呢？”二是2002年7月第一次委托上海方面鉴定时，医患双方均提出：一要鉴定病历是否存在擦刮添改；二要鉴定患儿脑瘫是否医院所致。但从后来的《鉴定书》看，当时法院只委托鉴定“病历是否存在擦刮添改”。而现在的鉴定又围绕“患儿脑瘫是否是医院所致”。也就是说，此案的鉴定，当初若肯按医患双方的意思做，一次性就可以做清楚。三是司法部司法技术鉴定中心的鉴定已明确指出“被擦刮前的原内容已无法辨认”，而法官在今年4月委托北京方面鉴定时，竟提出“请根据擦刮前的原内容进行鉴定”的委托要求！——“原内容已无法辨认，人家怎么鉴定呢？”
到底有没有超过审限？
最让余战胜无法理解的是：此案起诉两年半了，至今一审未判，主审法官陈欣华却认为“未超过审理期限”。
余战胜的代理律师谢长华则认为，按照“鉴定时间不计入审理期限”的说法，如果法院认为此案一审两年半未判，还没有超过审理期限的话，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审理过程中，到底该如何计算鉴定时间？是从鉴定机构受理之日起计算，还是自法院决定做鉴定之日起计算？对于这一点，相关的法律没有规定清楚。如果按前者计算，那么此案早已超过审理期限；如果按后者计算，那么就麻烦了：如果法院年头就决定做鉴定，却直到年尾才把材料寄出。这样行吗？所以，从合理的角度考虑，审理期间的鉴定时间应该是从鉴定机构收到鉴定材料之日起计算。否则，最高法院关于审限的规定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虽然患方和北京市法庭科学研究所一样认为“继续鉴定已无实际意义”，但法院却认为还需要做。对此，余战胜认为，如果本院或上级法院的审判委会员能就他和主审法官的这种争议，组织相关专家听取主审法官及医患双方的陈述，然后对此进行裁决的话，那么很容易就判断出这个案件还要不要继续鉴定了。“换句话说，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程序让我走，即使最终裁定为仍需继续鉴定，我也会更想得开一点。”
那么，现有法律是否定有这样的程序呢？
谢长华认为，类似的监督制度有，但大都是内部监督，作用不大。比如当事人认为法官有问题时，可向法院的领导或监察部门反映。但现有的司法监督制度，重点在对已有判决结果的案件进行监督。因此，很多监督制度都是在法官有枉法裁判或违法违纪嫌疑时才适用的。而像余战胜的案子，由于还没判决，自然谈不上枉法裁判。而说法官违反规定吗，法官又认为没有超过审理期限。至于就当事人和主审法官对未判决案件审理情况（比如“要不要再鉴定”）的争议，由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召集相关专家听取当事人和主审法官的陈述，再进行裁决，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现有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法院一般也不会这么做。
余战胜说，正因为这样，他才选择了“请求法官判自己败诉”。因为纠纷发生至今，他已经耗资近30万元，举债十几万元，早已心力交瘁，再也承受不起精神和经济上的重负了。
余战胜在《关于请求南平中院判我败诉的原因说明》中偏激地提到，“此案一审两年半没判，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法官水平不行，要么法官有问题。绝对不会有第三种可能了！”
当记者就此话征询主审法官陈欣华的看法时，她表示：当事人如果觉得她有问题，可以申请她回避。
但余战胜说，他不想申请陈欣华回避。因为此案已拖了两年半，如果再换一个新的法官，又要重新熟悉情况，更不知何时才能等来一审判决。所以，现在他最盼的就是此案一审快点判，就是判他输都没关系，因为这样他还可以打二审。